香港影評人協會會長何威

何威：香港電影业的救命稻草

　　何威，1966年出生於北京，1992於廣州暨南大學修畢醫學專業後，1995年前往德國格菜弗斯瓦爾大學，進修一年德語語言，繼而於1996至2000年，在德國帕騷大學專修藝術教育專業。
　　何威，目前出任香港影評人協會會長、中國廣播電視工作者聯合會(香港)秘書長及創意和諧委員會會董等。著有《江南回憶》攝影散文集（ 2005年10月出版，香港三聯書店）、電影《明媚時光》聯合編劇（2009年4月於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映，並獲邀參展7月德國慕尼黑歐洲電影節）。
　　何威喜歡攝影，2004年5月於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辦世界華人攝影學會精品展、2005年12月於奧地利林茨藝術教育學院舉辦【江南回憶】個人攝影展、2008年2月於台北德國文化中心舉辦【雙城記x 2】(柏林、奧地利；香港、台北四個城市在相同語言文化背景所呈現的不同文化表現)個人攝影展。

　　電影，一個巨大的造夢機器。

　　燈光慢慢暗淡，繼而轉為漆黑，又再次閃爍起來，身體隱藏於椅背之中，在那120分鐘裏，你做過怎樣的夢？

　　映照在維多利亞港那五光十色的燈火之下，電影又曾經為香港製造出怎樣的夢境？

香港製造

　　約了何威，在上環的一家咖啡館，談香港電影。

　　何威，香港影評人協會的會長，在留學德國期間，因為畫家Caspar David Friedrich，而棄醫從藝；後又因為一部電影，開始了他影評人的生涯。「2003年張藝謀的電影《英雄》，引來無數評論，電影好壞見仁見智，但當時的一些影評，卻沒有反應出導演的真正用意，看過之後覺得心中有話不吐不快，索性開始自己寫。」談到香港電影，話題總離不開近年港產片的興衰起伏，或許每一個熱愛香港電影，或是看著香港電影長大的人，都會有如噎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覺。

　　數字客觀，卻總是冷冰冰，毫無情面地擺在你的面前，不能回避。「港產片從高峰時期的每年300部下降到現在的50部左右，但亞洲區內，如韓國、日本、泰國及內地的電影卻在迅速崛起之中，香港電影已經失去了東南亞地區的大部分市場，香港本身的市場又太小。」這是事實，與1980年到1993年時相比，香港電影的大半江山已經盡失。

　　香港市場太小，若港產片只限於香港上映，一定無法收回成本，所以很多香港電影人將眼光投向內地。「合拍片應運而生，北上拍電影，希望能搶占內地的市場，但進入內地市場也並非如此容易。很多人認為是內地審批制度嚴格的問題，但與業界了解之後才知道，內地在審批上已十分寬鬆；而且香港和內地之間簽訂了CEPA(更緊密經貿合作安排)，不會將合拍片看作是進口電影。」

　　合拍片為何無法拯救香港電影走出谷底？

　　「目前內地的電影市場，只是部分開放，而開放的這部分市場，又被荷里活的電影搶占一空。雖然內地官方稱，一般院線一年進口電影的數量為12至20部，但目前的內地影院基本都是半官方或私營影院，出於利益考慮，一般的戲院都會選擇上映荷里活的電影，最終一年可能只餘4個名額，內地自己的電影想要上映，本身已是很大問題，更何況是合拍片。」何威說出了自己的看法。

　　「只有一些大的電影公司，才有能力進入內地拍電影，同時為了海外市場考慮，會選擇加入一些韓國、日本等國的明星；而這樣的製作的確也只有大公司才能完成，面對巨大的內地市場，香港小電影公司還是只能望門興嘆。」

　　「合拍片面對另外的一個尷尬，無論是香港人還是內地人，看了現時的合拍片，都感覺已非自己心目中的港產片了。港產片曾經十分吸引觀眾的特色已經盡失，兩邊都不討好、兩邊觀眾都保不住。」合拍片這塊看似十分誘人的大蛋糕，始終無法拯救香港電影。

香港電影的困境

　　「香港電影工業猶如一個服裝樣板店，出售一些零碎、不完整的創意，他既不同於一般服裝店完全照抄他人，但實際上創意十分之少，不能和名牌店相比，缺少完整的創意模式。」何威提到了近年來，政府、民間都不斷提及的創意產業。

　　「香港電影業需要將這些零散的創意整合起來，了解創意的原意、出自何處，這涉及到文化，但在香港，文化被置於最不受重視的位置。」政府一再提及香港要發展創意工業，連年的施政報告都有提及，但如何發展創意產業？何威指出了核心問題所在――被忽略的文化。「在香港，電影是一個娛樂工業，而非真正的藝術創意產業。但香港忽略了，電影首先應該是藝術創作，其次才是一個商品。」

　　面對這樣的困境，誰來出手相救？

　　「政府是否需要出手輔助電影業，見仁見智。很多國家，如歐洲的法國、德國，亞洲的韓國、中國等，政府均支持電影工業的發展。政府不能完全不理會，電影作為一項文化藝術工業，一定需要政府的支持，只是支持方式各不相同。但直接給錢，是最差的一種支持方式。」

　　政府何去何從？在香港，不僅僅是電影業這一個行業，存在這樣的疑問。　「政府應該營造一個好的環境，讓電影工業生存下去。投資電影是一種風險投資，政府不應該用納稅人的錢來冒這個風險。最為重要的是營造讓文化藝術工業得以生存的環境，若完全是市場為主導的環境，這樣的政府是一個不負責的政府。」

　　「此外就是電影教育，現時香港雖然已提供電影、藝術等教育，但很長一段時間，香港都缺失了這方面的教育，失去了培養觀眾的機會。很多時候都是電影公司在做這部分工作，如百老匯電影中心等，培養自己的觀眾群。這樣的工作應該由政府進行，但香港教育同樣面對太過功利這個問題。從政府到市場，均抱着功利的心態，家長也無可避免，這又涉及到香港教育制度的問題了。」從電影，到教育，再到整個香港，功利主義的盛行，窒息的不僅僅是香港的電影業。

　　何威旅居歐洲多年，「歐洲的教育並非無市場化，但市場之餘，政府會進行控制。通過社會團體、宗教團體，及政府三方面的力量來左右市場，維持市場在正常的、非完全功利化的狀態下發展。穩定長期的教育制度影響市場，但香港則是市場變化深刻影響教育制度，所以香港的教育制度總是變來變去，朝令夕改。」

　　提到政府介入，香港人總會談虎色變。「政府不能介入，這只是無政府主義者的一種謬論，否則政府還有甚麼存在價值？政府一定要做事，而非被別人批評幾句，就畏首畏尾，甚麼都不做，這個問題再一次顯示出政府管治水平的高低。」何威大笑起來。「香港政府沒有自信！」

走出困獸之鬥

　　香港電影從上世紀初的呀呀學步，一步一步走到1970年到1993年的黃金年代，再到1997年至今的徘徊不前，曾享有「東方好萊塢」盛譽的香港電影，難道真的步入了遲暮之年。曾經給予香港人、華語電影界，乃至世界電影無數驚喜的香港電影何去何從？

　　「香港電影並非無路可走。對一些有能力的大片商，要發揮自己的影響力，與內地合作，拍好電影。這樣的合作，不僅僅只是着眼於內地市場，而要有國際眼光。文化拓展的能力，與經濟拓展的能力相關，中國的實力與日俱增，與過往在國際上的地位完全不同，越來越多的人希望了解中國，文化是了解一個國家最好的方式，而文化拓展的最好的方式則是電影。」

　　合拍片不是香港電影唯一的救命稻草，但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香港電影人要抓住機會。何威的話語中透出一些無奈，但並非放棄。

　　「香港現在有很多的獨立電影人，拍攝了很多獨立電影，來填補香港商業片的空白。香港電影業可以發展獨立電影的力量。」何威提出另外一條道路。「但問題在於沒有發行商支持本地獨立電影的發行。其實獨立電影的成本較低，對發行商而言是一個好的機會，若發行得好，有機會賺錢，所以獨立電影在香港有生存的空間。」

　　問題又出現了，香港的發行商是否發現了這樣的機會。獨立電影無法請到大明星、好導演參與，「但獨立電影的優勢在於，不用考慮商業運作，可以作出更好的主題和內容。」

　　「除了獨立電影，香港紀錄片也是一條出路，香港的電影市場實在太單調了，全部都是商業片。紀錄片有自己的優勢，成本低、技術上的要求也較低，但現在香港的拍紀錄片的導演的眼界不夠寬闊，我看過兩次香港紀錄片展，題材太過政治化。紀錄片不應該局限於某一話題，或希望告訴觀眾一個結果。紀錄片並非關注對與錯，而是要給觀眾另外一個思考的角度。」

　　給觀眾另外一個思考的角度，或許香港電影業也需要一個另外思考的角度。無論是怎樣的一條路，看起來都荊棘满途，甚至機會渺茫。從1909年，上海「亞細亞影戲公司」老闆美國人賓傑門•布拉斯基在香港拍攝默片諧劇《偷燒鴨》，香港電影百年史由此拉開大幕，100年過去，2009年香港電影踏入第一百個年頭。香港電影寄託着太多人的夢想，我們都期待着她那華麗轉身之後綻放的耀眼光芒。

　　維港依舊，香港依舊，心裏有一個夢，安睡一晚。

                                                                                                                                                                                  白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