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華文化總會

2010年04月16日
政改方案合憲合法循序漸進合情合理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高敬德

香港特區政府4月14日提出的「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辦法方案」，是一個合憲合法、合理合情的方案，是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下最現實可行的民主方案，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2020年全體立法會議員普選產生打開了大門。

政改方案合憲打開普選大門

判斷一個政制發展方案好不好、可行不可行，首先一條就是看方案是否合憲合法。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而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國單一國家體制下的地方行政區，是「一國兩制」下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別行政區。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授予的，中央通過以憲法為依據的香港特區《基本法》，使香港特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香港的政治體制是中央設定的，政制發展當然也要由中央決定，所以，現時評論特區政府提出的2012年政制發展的最新方案，絕不能離開《基本法》第45條、第68條以及附件一、附件二，絕不能離開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12月29日決定等憲制性法律，否則就會失去方向，失去判斷是非、識別優劣的客觀準則，就有可能墮入與憲法、法律相對立的假民主的泥坑而不能自拔。

普選變成現實須經五個程序

泛民主派聲稱，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是原地踏步，所以，他們在立法會不會投贊成票。其「理據」有二：一是沒有承諾廢除功能界別，二是沒有承諾雙普選。這是將民主與憲法、法律對立起來，把民主與法治對立起來。《基本法》附件二、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的決定都明確規定，2012年是保留功能界別的，2017年可以先實行行政長官普選、隨後於2020年可以實行全體立法會議員普選。這是憲制性的法律規定，是莊嚴的承諾。不過，普選要由「可以」變為現實，必須經過「循序漸進」的過程，要先由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再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是否需要修改作出決定、然後由立法會全體議員的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五個法定程序。以違背憲法、憲制性法律的所謂「民主」來抗拒政府提出的方案，是不現實的，將會阻礙香港民主向前發展，全體香港市民都將因此而蒙受損害。

判斷一個政制發展方案好不好、可行不可行，還有一條就是看方案是否合理合情。無論是《基本法》，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都是廣泛徵求香港市民意見，從香港實際需要來制訂的，因此本質上合乎情，也合乎理。尤其必須指出的是，以《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為依據而提出的政改方案，邏輯上不可能不合理、不合情。

事實上，2012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是總結過去3個月公眾諮詢期內收到的47,000多條意見、160萬人簽名書，並通過眾多的研討會、諮詢會以及各種形式吸取「養料」，可謂「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集思廣益，博採群謀。古語有云：峻極之山，非一石所成；凌雲之榭，非一木所構。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是集廣大市民的意見而成，如果有人漠視民意，一意孤行，最後必定會遭到廣大香港市民的唾棄。

方案若被推翻香港蒙受損失

在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方案的基礎上，在社會和經濟各方面條件成熟下，循序漸進地達致「雙普選」，有利於香港的長遠和整體利益，這是廣大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希望立法會議員能尊重主流民意，通過政府之方案，以完成五個法定程序中關鍵的一個程序。否則，如果一個具有廣泛民意基礎的方案再次被推翻，導致香港的民主政制無法向前邁進，將是香港的最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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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1月21日
「五區公投運動」實質：「兩違反、兩挑戰、兩損害」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高敬德

公社兩黨宣佈將推行以「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為主題的「五區公投運動」，引起中央嚴重關注。國務院港澳辦和中聯辦都發表談話，明確指出「五區公投運動」違法違憲，重申和捍衛了「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重要原則，不僅是對搞「公投」政黨的當頭棒喝，而且是為正視聽，避免香港市民受所謂「公投」言論所誤導。

一、「公投」「兩違反」：違反「一國」原則，違反基本法規定

「公投」違反「一國」的原則。所謂「公投」，是由憲制性法律加以規定的，是有憲制基礎的政府行為，具有特定的政治和法律含義。沒有主權的地方是不可以搞「公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沒有「公投」的規定，基本法也沒有規定「公投」制度，「公投」沒有憲制上的法律依據。

在「一國」之內的香港，任何人或任何組織以任何形式，對未來政制發展問題進行所謂「公投」，都是與香港特區的法律地位不相符的，都是違反「一國」的原則。事實上，中國是單一制國家，地方行政區政治體制的決定權在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特區的政制發展問題作出決定，這是中央憲制權力，已由憲法和基本法作出規定。同時，中國作為單一制國家，包括香港特區政府在內的各級地方政府的權力，是由中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依法授予的，來源於中央。中央授予多少權，香港特區就有多少權。香港特區從來沒有本身固有的權力，因而也沒有「剩餘權力」。

因此，在「公投」問題上堅持「一國」的原則，就是要堅持香港特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既無權自己決定政制發展，也無權創制「公投」制度，更無權搞什麼「公投」。在這個涉及「一國」原則的問題上，沒有任何含糊和妥協的餘地。「五區公投運動」被指為是違反「一國」原則的「港獨」行徑，其基本法理依據正在於此。

「公投」違反基本法的規定。

香港的政制發展必須按照由基本法的規定進行。基本法明確規定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以及如需修改必經的法律程序。按照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規定及其解釋，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需要經過5個步驟：一是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二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是否需要修改作出決定；三是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法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四是經行政長官同意；五是行政長官將有關法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或者備案。在這五個法定程序中，並無所謂「公投運動」。公社兩黨另搞一套，企圖以「五區公投運動」改變或影響已有的法定程序，顯然違反了基本法的規定。

對於香港特區來說，高度自治就是從事基本法所允許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那就有充分的、法律保障的高度自治，企圖離開基本法自行其是，那是「無法無天」，是對高度自治的破壞。

二、「公投」「兩挑戰」：挑戰人大常委會決定，挑戰國家憲政體制

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12月29日的決定，不僅規定了普選時間表，即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之後可以普選立法會，而且還規定了在行政長官普選、立法會普選前的適當時候，行政長官須就行政長官、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問題包括功能組別的存廢問題，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

「五區公投運動」以「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為主題，其不僅否定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普選時間表，要求「盡快」普選，而且離開人大常委會規定的機制要求廢除功能組別，顯然是對人大常委會決定的直接挑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的常設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五區公投運動」挑戰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實質上是挑戰國家的憲政體制，挑戰中央政府和國家的憲制權力，是衝擊「一國兩制」的底線。這當然是不能容許的。

三、「公投」「兩損害」：損害香港與內地關係，損害港人福祉

實行「一國兩制」，是香港回歸後新增加的最大優勢，港人更廣泛地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國家對香港的大力支持，都是這一優勢的具體體現。回歸以來，香港櫛風沐雨，亞洲金融風暴、禽流感、沙士疫情、全球金融海嘯，以及各種困難一次次衝擊和考驗香港。中央傾舉國之力支持香港，包括落實CEPA、開放「個人遊」、批准香港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推動泛珠三角地區經濟合作等。在香港政經發展的每一個關鍵時刻，中央都給予香港及時的支持，為香港注入新的活力。

尊重和維護國家主權，是保持和發展「一國兩制」優勢的前提。「五區公投運動」衝擊「一國」原則，挑戰國家權力，會損害內地與香港的良好關係。這對香港的發展顯然是不利的。

從香港社會內部來看，「五區公投運動」誤導市民，挑動對立，撕裂族群，分化社會，將香港拖入無休無止的爭拗陷阱，導致內耗不斷，衝擊香港社會政治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最後受害的，是全體香港市民。

中央及時發出嚴正警告，既是不能容忍「五區公投運動」挑戰中央，衝擊「一國兩制」底線，也是為了阻止「公投」這種極端政治化的運動衝擊香港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維護港人的福祉。

飲水思源，港人既應謹記：「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亦應理解：中央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香港好。香港社會有責任維護「一國兩制」，堅決反對「五區公投運動」，確保香港的政制發展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規定穩步推進，以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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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1月20日
「公投」違法違憲必須受到譴責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高敬德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日前發表談話，嚴厲批評香港部分反對派政客發動所謂「五區公投運動」，是公然挑戰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只會引發爭議，損害香港得來不易的良好局面。眾所周知，香港回歸以來，港澳辦極少公開評論香港事務，此次罕有地對「五區公投運動」表達嚴正立場，可見今次事件的嚴重性非比尋常，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正視。港澳辦的聲明，無異是對部分反對派政客的當頭棒喝，如果他們一意孤行，必須承擔由此引起的所有嚴重後果。

偷換概念誤導市民

正當所謂「公投」在香港鬧得沸沸揚揚、紛紛攘攘之際，港澳辦的聲明是很有必要的，它既表明了中央政府的立場，亦澄清了人們的一些疑慮，避免香港市民繼續受到反對派的誤導，同時也維護了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確保香港社會的和諧穩定。所以，社會各界都認同和支持中央政府對「五區公投運動」的嚴正
立場，抨擊反對派搞「公投」違法違憲，悖逆主流民意，虛耗政府公帑，是蓄意製造矛盾，分化香港社會。

正如港澳辦指出，「公投」制度是由憲制性法律加以規定的，是一種憲制性安排，具有特定的政治和法律含義。而基本法並沒有規定「公投」制度，香港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域，無權創製「公投」制度，在香港進行所謂「公投」沒有憲制性法律依據，沒有法律效力。

法治社會依法而行

中國是單一制國家，地方行政區政治體制的決定權在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特區的政制發展問題作出決定，這是中央憲制權力，已由憲法和基本法作出規定。因此，任何人或任何組織以任何形式，在香港對未來政制發展問題進行所謂「公投」，都與香港的法律地位不相符，從根本上違背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
委會有關決定。實際上，反對派鼓吹的「五區總辭，變相公投」，是企圖誤導和欺騙市民的政治把戲，立法會議員辭職後進行補選，根本談不上什麼「公投」或「變相公投」。

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市民對政制發展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和意見，十分正常。反對派利用社會不同的看法和意見，偷天換日，偷換概念，硬將「公投」說成是市民的「基本權利」，蒙騙和誤導了部分市民尤其是青年人，以為通過立法會補選，就可以達到「公投」的目的，就可以左右政府決策，就可以決定政制發展的道路，荒謬絕倫之至。

基本法和2007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作的有關決定，已對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未來發展，包括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實行普選所必須遵循的原則和程序作出明確規定。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法治精神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我們必須依法而行，任何肆意挑戰基本法、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行為，都必須受到嚴厲的譴責。

其實，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作決定的基礎上，理性、務實地討論2012 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兩個產生辦法的修改問題，推動香港的政治體制循序漸進地向前發展，才是達至雙普選的最有效途徑。而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諮詢文件，正是符合這種精神，也得到大多數市民的支持。然而，反對派卻無視主流民意，蓄意推出「五區公投運動」，企圖混淆視聽，違背香港政治體制在基本法的框架內循序漸進向前發展的原則，加劇社會矛盾及對抗，破壞香港得來不易的社會和諧及經濟發展成果，損害香港廣大市民的根本利益。反對派這種違法違憲，以犧牲香港市民的福祉來換取個人政治利益的惡行，絕對不能容忍和姑息，我們一定要揭露其假民主、真反動的虛偽面目，讓他們的陰謀詭計無法得逞。

凝聚共識推動政改

當年，台灣陳水扁當局為了擺脫政經困境，拉抬低迷的民望，不斷拋出「公投」議題，但每次都宣告破產。香港部分反對派政客沒有吸取陳水扁之流的教訓，企圖以所謂「公投」混淆是非，搞亂香港，以便達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結果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我們相信，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絕大多數市民必能明辨是非，理性、溫和地討論政制發展諮詢文件，凝聚共識，齊心合力，跨出香港政制發展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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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1月06日
「五區總辭」不得人心鬧劇應休矣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高敬德

反對派於元旦日發起爭取2012年雙普選的遊行，據警方估計約有9,000人參加，遠遜於反對派之前的預期。這直接反映出反對派要求2012年實現雙普選的訴求，並未得到廣大市民的認同。同時也反映出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提出的2017年可以普選特首、2020年可以普選立法會，已越來越為廣大市民所接受。循序漸進發展政制，已成為絕大多數市民的共同心聲。

刻意挑動市民對抗中央

剛剛過去的2009年，香港逐步擺脫了金融海嘯的陰霾，樓市股市重現生機，消費市道亦見好轉。市民抱着喜悅、盼望的心情迎來2010年，期望政府集中資源和精力促進經濟發展，推動六大優勢產業，致力於民生改善。在政制改革方面，絕大多數市民亦期望政府能根據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以循序漸進為原則，順利地發展民主政制。

和平、自由地表達意見，是香港社會的一大特色。但反對派煽動一些人在元旦遊行中製造衝突，引起大多數市民的極度不滿和厭棄。反對派將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作為遊行的終點，暴露出他們刻意挑起市民與中央對抗的圖謀。這損害了全港700萬市
民的根本利益，令人憤慨。

反對派一意孤行，漠視民意，威脅要重施2005年的綑綁式手段，否決政改方案。這是故意製造紛爭，是企圖搬石頭堵住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大門。

功能組別體現多元社會

反對派還大肆宣揚只有廢除功能組別，才有真正的普選。原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姬鵬飛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要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要從香港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出發，以保障香港的穩定繁榮為目的」。這是一條基本原則。功能組別符合這個原則精神。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包含多個階層、多個範疇、多種行業及多種政治傾向，功能組別的設定，可以確保上述各界各方均衡參與，以兼顧社會各個階層的利益。所以，在循序漸進的原則下，探索出一條符合香港情況的民主政制之路，是保證香港長治久安、繁榮穩定的重要方面。

此次政改方案自諮詢開始，反對派有些人就提出「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其目的是不惜一切代價挑起事端，用激進、極端的手段對抗政府，挑戰中央權威、挑戰「一國兩制」的原則。「五區總辭」的倡議者，嚴重破壞《基本法》，違背人大決定，埋下了危害香港社會和諧安定的定時炸彈。

埋下危害社會定時炸彈

如果「五區總辭」，再來一次五區補選，需花費公帑1.5億元。政府還要賠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這完全是勞民傷財之舉。目前，經濟正在復甦之中，但仍要應對全球經濟波動的嚴峻挑戰，政府應將資源和精力首先用於幫助市民戰勝逆境。而且，「五區總辭」亦留下嚴重的隱患：立法會議員可以動輒就某一議題辭職再參與補選，如此，不但是無休止地浪費公帑，還嚴重影響立法會的正常運作。這實在值得每一位選民深入反思。反對派將選舉或補選與「公投」或「變相公投」混為一談，把二者相提並論，這是反對派為滿足一己的政治欲望，拿全港市民的根本利益作賭注的騙人政治把戲。

據日前港大民意調查顯示，在受訪的約1,000位市民中，有超過一半的人反對「五區總辭」此類激進手法，市民的主流意見是要溫和理性發展政制。民意所向證明了「五區總辭」喪盡民心。

奉勸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應履行議員的職責和社會的責任。如濫用權力，再一次阻撓香港民主政制的發展進程，必將在香港的民主進程史上遺臭千年。

年輕人應學習《基本法》

希望全港市民朝着共同的目標，謀求共識，提出改進和完善的建議，理性地商議出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只有跨出第一步，才能迎來香港民主政制的曙光。

我們特別呼籲有思想、有作為的年輕人，要擦亮眼睛，辨別是非，看清反對派醜惡的真面目。應該認真學習《基本法》，透徹理解「一國兩制」的精神，團結一致，和衷共濟，為香港民主政制的發展共同努力。

嶄新的2010年，是機遇與挑戰並存的一年。我們不希望在新的一年仍糾纏於無日無之的政治爭拗。我們要緊緊抓住國家快速發展的大好機遇，努力發展經濟，繼續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社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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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25日
長風破浪會有時　直掛雲帆濟滄海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高敬德

　　《二○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11 月18 日出台，為香港的政制改革拉開了序幕，也為香港的民主發展吹響了號角。從這份諮詢文件裡，我們可以看到，特區政府履行了自己的職責，認真回應了各界訴求，以最大的誠意和決心，務求取得社會共識，在循序漸進的原則下，推動香港政制穩步前進。

　　此份諮詢文件可以說是2005 年政改方案的優化版，是根據《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而推出的合憲方案，是利於邁向2017 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以及最快2020 年普選立法會的理想方案。主要內容包括：一，將負責選舉行政長官的選委會人數由800 人增至1,200 人，四大界別同比例增加委員名額，即每界別增加100 人，其中第四界別新增100 個席位中的大部分將分配給區議員；二，將立法會議席由60 席增加至70 席，新增10 個議席中的5 席由分區直選產生，另5 席則分配給功能界別，這5 席以及現有的一個區議會議席，將全數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委任區議員不參與互選。

擴選民基礎添民主成分

　　顯而易見，有關方案注入了新的民主元素，擴大了選民基礎，增加了選舉的民主成分，如果方案獲得通過，將標誌香港的民主進程向前邁出重要一步。

　　首先，立法會議席由60 席增加至70 席，分區直選和功能界別各增加5 席，經此變動後，在總共70 個席位中，有41 個是直選或間選的民意代表，接近議員總人數的六成，大大增加了民主成分。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 年底的決定，2012 年立法會選舉的地區直選同功能組別議席比例維持不變，要增加直選議席，就一定要同比增加功能組別議席。為了體現民主成分的增加，5 個新增功能組別議席全部由民選區議員產生，由於民選區議員是由350 萬名選民直接選出，所以新增的5 個功能組別議席也等於是由直選產生，這不但大大增加了立法會的民主成分，也大大提高了區議會的地位。

　　其次，諮詢文件建議特首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各增加100 人，這除了擴大選委會基礎，也體現出均衡參與的原則。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選委會需要照顧不同界別的不同訴求，所以將第四界別100 個席位大部分分配給區議會，這樣做既符合人大決定，也增加了民主成分。退一步講，將選舉委員會的成員由原本的800 人增加至1,200 人，即使有人指特首選舉為「小圈子選舉」，但起碼現在這個圈子正在逐步擴大，在逐步增加民意的成分。

　　此次政改諮詢方案，是在人大決定的憲制框架下，特區政府吸納各方意見、最可以推動香港民主進程、最符合香港廣大市民利益的理想方案。正如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強調，妥善處理2012 年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有助轉化選委會為2017 年的提名委員會，為2017 年普選特首做好準備。

　　唐英年還表示，若在公眾諮詢期間收集到有關普選的意見，特區政府會作出歸納和總結，為之後幾屆特區政府在處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時，提供參考。事實上，2012 年雙普選並不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而由現屆政府提出2017 年和2020 年兩個普選的方案，也超越特區政府的授權。所以，特區政府承諾會將此次諮詢期間的意見歸納、總結，既是對之後幾屆特區政府在政改議題上權力的尊重，亦是對民意的尊重。

反對派做騷阻民主進程

　　當然，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出現各種不同的意見和聲音是很正常的，所以，反對派議員在諮詢文件出台後的激烈反應，並不令人意外。但必須指出的是，政改諮詢文件甫一面世，廣大市民還沒有深入的了解和充分的討論，反對派議員便又是抗議、又是遊行，聲稱此次政改方案是歷史的倒退，那是非常不負責任的。當香港的民主步伐正準備向前邁進時，反對派卻千方百計加以阻撓，他們一味做騷，吵吵鬧鬧，無事生非，以達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令人非常反感。我們相信，絕大多數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是不會輕易被反對派蒙騙的，凡是不利於香港利益的行為，凡是阻礙香港民主向前邁進的行為，必定受到廣大市民的唾棄。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 年的決定，香港2012 年不實行普選，2017 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以及最快2020年可以普選立法會。而《基本法》所設置、人大常委會決定所確認的功能組別、立法會分組提案機制，是符合香港社會實際的，不可廢除，並可與分區直選同步邁向普選。

「一國兩制」不容破壞

　　客觀現實規定，本港的民主進程必須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所以2012 年的政改方案只能是一個過渡性的安排，一個承前啟後的方案，反對派議員無視政府為此作出的努力，提出諸多無理要求，妄圖一步登天，2012年便實行雙普選，根本是不切實際，甚至可以說是無理取鬧。嚴格來說，反對派的行為不僅是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而且是破壞「一國兩制」。

　　事實上，香港政制發展之所以荊棘滿途，舉步維艱，反對派必須負上主要責任。2005 年的政改方案本來可以向普選目標邁進一大步，也得到大多數民意的支持，但由於反對派一意孤行，綑綁式反對，令該方案夭折，才造成香港政制寸步難行，至今還在原地踏步。如果2005 年的政改方案獲得通過，今次諮詢文件應有機會更上一層樓，又怎會陷入目前的僵局？如果反對派此次還是置主流民意於不顧，繼續擺出強硬對抗的姿態，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要求，結果必然是一拍兩散，政改方案再次流產，香港政制依然原地踏步，損失的是全體香港市民，而反對派也必將成為歷史罪人。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政制改革是全港的大事，民主進程需要全體市民和衷共濟的推動，大家應該抱着「求同存異、有容乃大」的態度，理性討論，凝聚共識，確保民主循序漸進發展，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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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03日
急國家之急產業報國
璟陶

　　天涯共此時，中華兒女心繫祖國。在個人事業方面，新恆基國際集團董事局主席高敬德的抱負是產業報國。他認為，愛國不但要奉獻國家，更要急國家所急，把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二十多年來，高敬德憑藉這一投資信念和「敢為天下先」的膽識，創下了一個又一個奇跡。

　　早在上世紀80年代，高敬德的足跡和投資已遍及祖國的東南西北，從珠江三角洲的廣東到海南；轉戰長江三角洲的江蘇、上海；再進軍華北地區的北京市、河北省，並在東北地區的黑龍江省當了開荒牛，投入巨資，為創建哈爾濱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立下了汗馬功勞，成為當地投資額最大的港商，並獲榮授為哈爾濱市第一位海外榮譽市民。隨後創辦了天鵝航空公司，擁有13架客機和50多條國際國內航線，成為首家中外合資的大型航空企業。他又率先嫁接改造中國十幾家大型國有企業，投資額達40餘億元，就業職工近6萬人，獲得了「國有企業醫生」美譽，開創了嫁接改造老企業的先河，並開拓了一條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對接之路。

　　多年來，高敬德的投資項目都是一鳴驚人，談到成功之道，他認為，超前的戰略，把握機會，定位準確，選擇夥伴都是重要的條件，但最重要的因素是得益於改革開放政策。中國內地改革開放30多年來，給香港提供很多機會，香港經濟得以快速發展，主要依靠中國的改革開放。從十年前的亞洲金融風暴，到去年底的金融海嘯，香港如果沒有中國的支持，打擊將更慘重，所以，祖國是香港的堅強後盾。不但如此，這次金融海嘯襲擊全球，中國所受到的影響最小，而全世界的眼光都聚焦到中國，都想方設法拉攏中國，再一次證明中國綜合實力的強盛，已成為國際社會舉足輕重、不容忽視的力量。高敬德深有體會地表示，改革開放的30年，取得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舉世矚目的巨大輝煌成就，實現了人民生活由溫飽不足向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令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和地位空前提高，中國經濟社會的面貌從此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改革開放的推進，不斷為經濟發展注入生機和活力，中國的經濟迅速走上快速發展的軌道。改革開放的30年，是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30年，是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由弱變強的30年，是中國逐步擺脫低收入國家不斷向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邁進的30年。

　　30年的成就固然巨大輝煌，而未來的任務仍然相當艱巨。因為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準總體上還不高，特別是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對於此，高敬德急國家之急，在他內心深處，已有一種要為國家工業的自主創新走出一條道路的迫切呼喚。

為國家工業自主創新出力

　　2005年，30名全國政協委員提出的《關於加快發展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的提案》，被全國政協做為重要提案予以大力支持下，高敬德全額投資建設、施祥鵬、盧文端、施展熊等另幾位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參與投資管理的世紀晶源科技有限公司暨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基地落戶深圳，並成為深圳市超大型高科技重點項目，亦是全球最大最全、我國唯一「產業全覆蓋、產品高端化、技術核心性、自主創新型」的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基地和國家半導體照明工程產業化基地。該項目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極佳，填補了國家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的空白。高敬德又開始了追上時代甚至是超前時代的大事業。

　　深圳產業基地規劃總投資320億元人民幣，由世紀晶源科技有限公司分三期投資建設，首期投資128.9億元人民幣。目前，高敬德博士千方百計、幾經輾轉引進的價值80餘億港元的美歐日國家的高尖端設備、獲取的近20項關鍵性專有核心技術和引進的60餘名技術團隊均已到位，正在投入外延片、芯片、器件、模組、系統等核心技術產品的生產。產業基地主要自主創新研發生產當今世界最為矚目的對於能源戰略、環保戰略、信息戰略、國防戰略、新型工業至關重要的半導體微波器（MW）、半導體激光器（LD）、半導體照明(LED) 、半導體紅外與傳感技術（IR）、宇航級高轉換率半導體太陽能（PV）五大產業的外延片、芯片、器件、模組、系統等高端核心技術產品。

　　世紀晶源人滿懷激情地說，產業基地全面建成五年後，可實現年產值1000億元人民幣以上，拉動相關產業年產值6000億元人民幣以上，並可極大地帶動我國微波通信、移動通信、光通信、光存儲等信息光電子、能量光電子、軍用光電子、汽車光電子、家庭消費光電子、半導體照明、紅外與傳感技術、高轉換率太陽能等新光源、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的蓬勃發展，對跨越式提升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層次，對於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高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和意義。

　　在國家發改委、工業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國家開發銀行和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產業基地首期項目之全球同行業最大的外延片廠已於2007年10月正式投產，首期項目的另一全球同行業最大的芯片廠也已於2008年10月試投產。這樣，長期制約我國化合物半導體上游核心技術的產業鏈即告打通。項目達產後，半導體微波器（MW）外延片、芯片、器件產能可進入世界前茅；半導體激光器（LD）外延片、芯片、器件、探測器產能可進入世界前三位；大功率高亮度全彩半導體照明（LED）外延片、芯片、器件封裝產能可進入世界前五位，宇航級高轉換率太陽能外延片、芯片、組件、電池可突破美歐國家的封鎖，填補國家的技術空白；紅外與傳感技術外延片、芯片、器件、模組、系統可突破我國該產業元器件、模組、系統長期以來的瓶頸和歷史空白，達到國際同期水平。從此，結束了我國光電子產業三十年來只有樹枝、樹葉，而一直沒有樹根、主幹的空白歷史。從此，我國以化合物半導體為核心的光電子產業價值鏈最高端及其至關重要的國際標準的制定權便在深圳生成並將影響世界光電子業的發展。

　　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是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是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保持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支撐，是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支撐，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重要支撐，也是提高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的重要支撐，而化合物半導體在我國新材料、新技術革命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建設深圳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基地完全符合「十七大」方針，發展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完全符合國家的自主創新發展戰略和能源戰略、環保戰略、信息戰略、國防戰略、新型工業的發展方向。

　　建設深圳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基地在我國史無前例，高敬德一直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利益，以產業基地快速發展壯大為己任，他表示，產業基地是國家的寶貴財富，是服務國家、服務人民、服務經濟的產業基地。他堅信，在中央領導和國家各有關方面的親切關懷下，在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深圳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基地一定會成為我國化合物半導體產業自主創新核心技術的旗艦。一定會成為以化合物半導體外延材料生長和芯片製造為龍頭，以封裝和器件、系統應用為配套的我國最大最完整的價值鏈高端化的化合物半導體產業。一定會成為世界最大最好的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基地、半導體照明產業基地、新光源與新能源產業基地、節能環保產業基地、光電子信息產業基地。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我國實現現代化強國做出貢獻！

捐獻教育抗震救災

　　拳拳赤子心，殷殷報國情。高敬德在繁忙的事業之餘，還極為關心祖國的公益事業，在救災扶貧、經濟、科研、教育、文化、體育、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等方面捐資上億元。他深知教育興國之重要，教育直接關係到國家的強弱，社會的興衰，時代的進退。因此，他特別注重在教育事業的捐獻。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2008年5月，四川發生大地震，高敬德第一時間通過中聯辦向四川抗震救災捐贈了600萬元港幣。文化總會並向所有會員發起為四川地震賑災募捐活動，在短時間內籌得45萬元善款，並通過中聯辦捐贈予災區人民，表達了香港文化界的一片心意。

　　天災無情，兩岸有愛。今年8月，台灣遭受颱風「莫拉克」吹襲，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產的重大損失。成立不久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發動會員捐款，高敬德會長等高層帶頭，全體會員反應踴躍，短短十天便籌得300萬元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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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29日
國民教育　任重道遠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高敬德

　　2009年這個特別的年份，中華人民共和國迎來了她的60歲生日。60年一甲子，一甲子一輪回，60年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漣漪，但對於新中國而言，這60年確實是一部大國崛起、民族復興的光輝歷史。60年的風雨兼程，60載的拼搏奮鬥，中國這個古老的東方古國，正在煥發出勃勃的生機。

推進國民教育刻不容緩

　　作為中國的第一個特別行政區，今年也是香港回歸祖國的第12年，12年間中國經濟的快速騰飛，為香港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機會，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國民教育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港人對於國家的認識、認知和認同在過去的10多年間，不斷增強；愛國愛港的觀念獲得了廣大港人的普遍認同，這正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這也是香港回歸以來，最令人可喜的變化。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大都會，歷史背景曲折複雜，經歷了近150年的英國殖民統治，即使香港已回歸祖國12年，港人尤其是青少年的「國家」、「民族」、「文化」等觀念仍十分薄弱。今年時值新中國建國60周年，改革開放也剛剛走過了30個年頭，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均在發生深刻而巨大的變化，身處這股發展的洪流之中，我們不得不再次深刻反省，香港推行了10餘年的國民教育存在怎樣的問題，應該如何更好、更有效地推進國民教育？

　　香港曾經歷英國長逾一個半世紀的「殖民管治」，回歸前，基於歷史原因，如何認識國家這個話題並未得到廣大港人的認同，整個社會大環境亦不鼓勵年輕人探討國民身分等議題；社會上甚至充斥着一些對國家情況的負面導向，以致年輕人對新中國國情及發展的探討態度十分冷漠，甚至存在很多誤區。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客觀上社會大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為國民教育的推行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推動國民教育成為特區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同時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國民教育得到全社會的支持和響應。就以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為例，文化總會從創會伊始，便以團結弘揚中華文化為己任，團結香港一切愛國愛港的力量，積極推廣青少年的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質」和「量」的飛躍

　　推行國民教育，要讓年輕人從人文、地理、歷史、文化等方面全面認識我們的國家，了解我們的國家。今年時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香港文化總會舉辦了「我心中的祖國」全港中文徵文大賽，這也是我們繼2005年舉辦「全港中學生《基本法》中文徵文大賽」及2007年「共建和諧社會　迎接美好明天」全港徵文大賽之後，第三次舉行徵文大賽。由第一屆的50多間中學參與，到本屆的151間中學、13間大專院校參與，三次徵文比賽的參賽稿件均逾萬份，且每一次都創出新的紀錄。這是國民教育推廣中「量」的增長，說明文化總會兩年一度、連續三屆舉辦的青年學生徵文比賽，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精力、財力，得到了正能量的回報。而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希望通過徵文比賽這樣的形式，讓學生實實在在有所獲益。我們提供機會讓年輕人深入思考自己與國家，香港與國家之間的關系，而這樣一種思考是建立在對國家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深刻認識之上。從這幾年的情況來看，青年學生對國家的認知和認識，由以往的被動接收，轉變為現在的主動吸取，化被動為主動，這是國民教育推廣中一個「質」的飛躍。通過青少年學生之間的相互影響，國民教育的正面力量在年輕人中間擴展、開花結果，影響力不可小覷。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們通過自己的綿薄之力，呼籲全港的中學「全校參與」徵文比賽，並得到全港中學的校長、老師、學生、家長的積極響應。這三次徵文比賽，不僅提高了香港青少年的中文寫作水準，更進一步掀起了全港青少年愛國愛港的國民教育熱潮。

國民教育利港利民

　　香港回歸12年以來，從特區政府到民間有識之士，均認識到推行國民教育的重要所在，要明確地培養年輕人的國民身分認同。但是，目前在推廣國民教育的過程中，鑒於歷史的原因，很多人尤其是教育工作者在自己成長的階段中，對國民教育的掌握和對國情的了解並不全面，以致在推行國民教育中或力有不逮，或存有偏頗。所以，推行國民教育，首先要加強對師資的培訓，特區政府及教育局應該提供一系列的師資培訓課程以提高教師對中國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及當代國情的認識。
　　
　　了解國家國情的一個重要而有效的途徑便是，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內外的各類徵文比賽。作文是一種直接有效的方法，在寫作過程中，老師會為學生提供一些相關的素材，學生也會自覺通過閱讀、上網、相互討論等方式加深了解。通過這樣一種積極的互動，學生能夠充分深入地認識到自己的國家。再者，學校可以舉辦不同類型的國情教育展覽，讓學生親自動手、參與其中。學生不再只是一個旁觀者，而是展覽活動中每一個環節的真正參與者。國情教育需要的正是這樣的一種參與感與主動性，讓國民教育成為學生生活中觸手可及的一部分，而非停留在刻板的說教形式。
　　
　　此外，要將國民教育引入課堂之中，學校可製作不同類型的教學資源協助老師在課堂上進行國民教育，如通過拍攝視像圖片、短片，或播放幻燈片等多種形式，讓祖國的大好河山、悠久歷史、深厚文化及當代社會發展情況等，通過生動、鮮活的方式進入學生腦海，加深學生對國家的認識。

　　國民教育應該古今並重，均衡進行，讓年輕人不僅要瞭解中國古代的燦爛文化、歷史遺產，同時也要加強對當代國情的認知。鑑古可以知今，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年輕人中弘揚中華傳統文化，讓年輕一代了解、感受到祖國的燦爛文化之中的勃勃生氣，發自內心地對中華文化心生親近之感，從而培養學生對國家的認識以至建立國民身分認同。

政府應加強與民間團體合作

　　在此方面，特區政府可大有作為。首先，應該加強政府跨部門之間的合作，如教育局與民政事務局及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文化博物館等，或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合作，推出各類型的國民教育展覽，或與學校合作開展多種多樣的國民教育活動，如可定期組織學生於金紫荊廣場觀看升旗、唱國歌，也可舉辦國旗、國歌、國徽、憲法、基本法的學習班，讓學生對國家政制有更多的了解。

　　此外，通過舉辦生動的國情講座、香港與內地交流訪問等方式，讓年輕人了解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整體發展方向、現代化中國所取得的豐碩成果，深入了解當代中國的國情。對國情的了解，有利增強青年人對國家的熱情，從而產生進一步了解國家的興趣及對國家的關注，令年輕人自然而然對自己祖國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讓國民教育進入一個良性循環。目前，香港組織到內地的交流團絡繹不絕，希望這種交流不要流於形式，而要注重質量，真正令青少年親身感受到祖國的變化和進步才是主要的目的。

　　政府亦應加強與不同民間團體的合作，透過政府與民間的緊密合作推動國民教育。如可提供一個網上平台，結連所有由特區政府及相關機構所舉辦及安排的國民教育活動資訊，為各界和各團體提供參考、聯絡的交流渠道，目前教育局成立的「薪火相傳」國民教育平台值得借鑒及推廣。

　　行政長官曾蔭權在剛剛公布的二00九至一0年《施政報告》中再次重申「推行國民教育，任重而道遠」，的確如此，國民教育的推行和國民身分認同是一個任重道遠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都面對很多挑戰，盡管路途曲折，但只要我們抱着一顆赤子之心，積極面對，堅守信念，希望就在前面。青少年是社會國家未來的棟樑，我們有責任、有義務讓青少年了解自己的國家，認同自己的國民身分，以擁有「中國人」的身分而倍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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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9月10日
祖國養育了我我應回報祖國
璟陶

序：
　　「祖國養育了我，我應該回報祖國。」高敬德深情的一句話，勝於千言萬語。肩負着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和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的高敬德表示，五千年的中華民族所孕育的偉大的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強大凝聚力的源泉，是中華兒女堅實的精神力量。我們要發揚光大中華文化的民族性和包容性，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歷史賦予我這個神聖的重任，我一定鞠躬盡瘁。

　　初秋的香港，依然驕陽似火。走進高敬德博士的辦公室，一線陽光從玻璃窗折射進來，令神采奕奕的高敬德添加了一股英氣。高敬德一邊忙着，一邊招呼筆者，第一句話是：我只能給你一個小時。其實，這次採訪已預約了兩三個月，高敬德能擠出一個小時，是多麼地不容易呀。我也開門見山地道明這次採訪的目的。

　　大公報、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國家博物館共同主辦了「祖國不會忘記——港澳同胞奉獻祖國60年」大型圖片展，本報並為這次展覽進行了名人系列報道。高敬德謙遜地說，「關於我個人，沒有什麼好說的。作為祖國的兒女，能為祖國做點事，是我們的責任。祖國養育了我，我就應該回報祖國。」提到這次展覽，他無比振奮，香港中華文化總會作為主辦機構之一，感到十分榮幸。「祖國不會忘記」，名稱十分特別，很有意義。從1840年鴉片戰爭的多災多難到今天東方的泱泱大國，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滄桑巨變，是一代代先輩們揮灑着血與淚換來了我們如今的金色年華。轉瞬間，新中國走過了坎坷而崢嶸的60年，記載了無以數計的可歌可泣的經典故事，當中包含了中華兒女對祖國的眷愛，特別是港澳同胞對祖國的無私奉獻，鑄就了祖國今天的輝煌。「熊肝虎膽尚鑠今，捷報紛飛傳佳訊」。在建國60華誕之際，我們將這些令人激動、令人沸騰、令人熱淚盈眶的動人事跡匯集成展，永載史冊，讓這種愛國精神永續長存，以作為對後輩的激勵；同時又可作為對祖國60華誕的獻禮。

　　高敬德感慨地說，一個甲子以來，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大大增強，極大地強化了海外僑胞對祖國的認同感，巨大的凝聚力使海外華人華僑成為中國經濟、文化融入世界的重要「推手」。從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一直到現在，華人華僑對近代和當代中國每個階段的發展，都曾做出舉足輕重的貢獻。海外僑胞對祖國的情感是最深的。而這種情感源於遠流長源，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五千年的中華民族所孕育的中華文化，就是中華民族強大凝聚力的源泉，就是維繫中華民族兒女之心的根。高敬德是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的會長，我們將話題很自然地引向中華文化總會。他動情道之，五千多年來，歷經重重磨難，任憑風雲變幻，我們龍的傳人、炎黃子孫雖遍布全球，但中華民族情感永不褪變，根深蒂固的中華文化是維繫和促進海內外華人血濃於水的親情與親和力的巨大源泉！縱觀歷史，古今中外，中華文化是全人類古文化中唯一從未中斷而延續至今的偉大文化！偉大的中華文化不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永遠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血脈線、生命線！作為香港同胞，我們以身為炎黃子孫而自豪，我們以身為中國人而驕傲！

　　因此，弘揚中華文化，是我們這一代的神聖任務。尤其是香港長期受殖民統治的影響，回歸祖國時間尚短，港人的國家意識、民族觀念仍然薄弱，香港人心還未真正實現回歸，而要實現人心的真正回歸，首先須從文化入手。只有推動中華文化，才能實現香港人心真正回歸。儘管2000年時，香港經濟受外圍環境影響仍處於低潮，但高敬德義不容辭地挑起社會重擔，毫不猶豫地投入了巨大資金，與多位知名人士發起並聯合香港200多位全國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和社會名流成立了致力於弘揚中華文化的全港性、綜合性的文化大團體—香港中華文化總會。中華文化總會的創立，成爲香港文化發展新的里程碑。

　　高敬德有很強烈的使命感，對於國家的養育之恩，他銘感圖報。在中華文化總會的成立慶典上，高敬德許下宏願，把弘揚中華文化作為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始終不渝的宗旨，並在這一宗旨下，廣泛團結香港一切愛國愛港的社會團體和人士，為促進香港及海內外文化藝術的創作與交流，為促進香港中華文化的發展，為促進香港「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和社會繁榮穩定，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早日實現，為把香港建設成為國際文化大都會而貢獻我們的全部力量！

　　今年，香港中華文化總會踏入了第十個年頭，談起中華文化總會，高敬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就如疼愛一個養育了近十年的孩子一樣。他如數家珍地介紹了文化總會的情況：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現有團體300家、會員7萬多人，是香港最大的綜合性文化社團。其最大特點是具有其他社團不能比擬的貫通香港上、中、下各社會階層；聯絡左、中、右各派別人士；融匯香港婦、老、少各類別人群的獨特作用，社會根基越來越深，影響力越來越大，已成為香港最大的文化社團和不可忽視的愛國愛港新生力量。他還列舉了文化總會成立至今的多項重大活動：

一、2002年7月6日經中央軍委批准，總政與文化總會在紅磡香港體育館舉辦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歸祖國五周年大型軍樂隊列表演》盛大晚會，時任行政長官的董建華先生等特區政府官員全部出席，在國內外反響巨大。活動一展中國人民解放軍正義、威武、文明之師的風采，為香港市民提供耳目一新的美好享受，極大提高了廣大港人的精神文明，更起到一種勵志的作用。

二、2007年7月20至22日，全國政協張思卿副主席受賈慶林主席委託，率領全國政協書畫室與文化總會在香港展覽中心共同舉辦的《和諧頌—慶祝香港回歸十周年中國著名畫家作品展》，曾蔭權行政長官、時任中聯辦主任的高祀仁、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呂新華特派員以及多位政商名流主禮及出席開幕典禮。畫展吸引了眾多香港市民觀賞，活動空前成功。

三、 2009年2月，經總參批准，由文化總會倡導推動並主辦「祖國之光─海陸空軍備模型、文化藝術展」，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揭起序幕，並舉辦全港巡展，掀起了2009年全港國民教育的熱潮。

四、2005年下半年，文化總會聯同香港特區教育統籌局、民政事務局舉辦了「全港中學生《基本法》中文徵文大賽」，吸引逾50間學校數萬名學生參與，收到參賽稿件2000多份，活動取得了巨大成功，加深了中學生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認知，增強青少年對國家的認同感以及對香港的承擔感，並在香港中學生中掀起了學習《基本法》的熱潮。

五、 2006年底，文化總會再度聯同香港特區民政事務局、教育統籌局、香港藝術發展局、公民教育委員會等舉辦「共建和諧社會迎接美好明天」全港中文徵文比賽，反應非常熱烈，吸引了10多萬名社會大眾和130家中學校、近6萬名學生參與，創下了全港徵文比賽參與人數和參與學校最多的新紀錄，獲得了特區政府和曾蔭權行政長官與中聯辦彭清華主任的高度關注和重視。這次徵文比賽通過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思想，讓參賽者和廣大港人及中學生充分認識構建香港和諧社會的重要性，在香港掀起了一次全社會性建設和諧文化，促進和諧社會生成的公民教育。

六、 2007年至2009年，文化總會連續三年出資贊助，在香港舉辦具有影響力的文化品牌─「香江明月夜第八屆、九屆、十屆大型中秋綜藝晚會」，並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隆重演出。活動將祖國與香港緊緊連在一起，社會反響十分好。從2005年起，文化總會連續四年出資贊助，在香港舉辦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京劇群英會》─CCTV空中劇院，將祖國國粹藝術與香港社會有機對接，收效甚好。

七、 2007年10月，由文化總會贊助並聯同大公報、山東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舉行「孔府盛宴」晚宴，弘揚孔學文化和中華文化，社會反響強烈。

八、 2008年8月30日，文化總會為奧運金牌運動員訪港並在香港大球場舉行3萬人的「奧運金牌精英大匯演」贊助港幣400 萬元，取得了凝聚廣大港人愛國情、激發廣大港人民族志的巨大成效，贏得社會一致好評。

九、文化總會不斷組織內地與香港雙向的文化交流，2009年8月27至28日，邀請南京小紅花藝術團來港獻演，共慶祖國60周年，演出獲得廣大市民尤其是小朋友們的喜愛。

十、為了促進祖國和平發展，2007年、2008年文化總會連續派團赴台灣進行文化交流，與台灣國民黨王金平等多位高層和民進黨要員切磋中華文化，收到了和平發展的良好效果，在台灣引起了強烈反響。

十一、 2000年以來，文化總會推廣中華文化的各類活動總計近2,000項，包括多種形式的文藝表演和京崑劇、越劇、粵劇專場表演、普通話推廣和民間藝術活動等，並直接深入到香港各社區和廣大市民，十分受歡迎。

十二、 2000年以來，文化總會出版書籍1,000多部，雜誌100多期，報紙300多期，緊密配合時局，在報刊發表文章30,000多篇。現文化總會已在香港社會形成了一股強有力的愛港愛國聲音。

　　對於文化在社會中所發揮的作用，高敬德深有體會。文化神奇之處，在於具有無與倫比的精神力量和強大的凝聚力，體現了中華民族剛健有力、自強不息的崇高精神。不過，中華文化在傳承的過程中必須創新，我們既要繼承中華文化優秀傳統，發揚光大中華文化的民族性和包容性，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中華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以「和」為主軸，在這個準則影響下，千百年來中國人對內珍視家庭團結，對外與友鄰和睦相處，這就是中國要向世界展示的中華文化的核心，是中華民族五千年燦爛文明的瑰寶，是中國屹立世界之林的精神支柱和強大動力。

　　當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歐美商人因不了解中華文化而感到诸多不便時，雖然他們不願意承認學習中文是因為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而只是因為經濟方面的需要，但他們終於還是不得不對中華文化低頭。這說明文化與經濟是不能分離的共同體。另一方面，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完整的華人華僑史也是一部中華文明的傳播史。海外僑胞通過遍及世界各地的中餐館，讓全世界認識和分享到中華美食，也通過會館社團把儒家哲學介紹到海外，還通過興建華文學校、創辦華文報刊、出版華文書籍將中國語言、文學、戲曲等等傳播到海外，而中醫藥的合法地位也因他們的努力而得

　　到了東南亞、美國、澳大利亞和歐洲許多國家的承認。中華文化在一代代的華人華僑的傳播下，正在海外煥發新的生機。

　　基於此，高敬德堅定地說，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將責無旁貸地承擔弘揚中華文化，把中華文化推向國際的責任；向世界充分展示中華民族悠久燦爛的文化，深化世界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了解，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和感召力。因此，成立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是非常正確的决定，在香港這個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地方，以中華文化為紐帶的路子走對了。中華文化總會今後還要注重創新和發展中華文化的時代內涵，增強中華文化的吸引力、聚合力和親和力，營造社會和諧氣氛，推動香港的穩定繁榮。高敬德的遠見卓識又一次得到了印證。

　　高敬德懷着愛國愛民族的情懷，不僅致力於弘揚中華文化，並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為祖國的統一大業竭盡全力。2009年7月30日，由他擔任會長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正式創立。在兩岸關係向前推進展露曙光之時，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的成立可謂是應勢而生，香港作為中西交匯之處，對於凝聚海外僑胞，推動今後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將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橋樑作用。特別是身任「雙會長」身份的高敬德表示，兩個會的會務發展上有相輔相成的意義。中華民族進入偉大復興的新世紀，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是我們國家民族的頭等大事。當前，絕大多數的台灣同胞的心是向着祖國的，五千年中華文化是海峽兩岸人民共同的根，也是中華文化將祖國和台灣同胞的心時時刻刻連在一起的強大動力，兩岸同胞血同緣，書同文，語同聲，恒古不變。因此，通過維護兩岸共同的中華文化傳承，發揚中華文化海納百川的優秀傳統，可以增強兩岸同胞的精神紐帶。他表示，一定要加強兩岸文化、教育、科技、經濟的交流和合作，不斷增進相互了解，以增強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這對推動兩岸關係的長遠發展作用重大。從這個層面上，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和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的任務是一脈相承的。

　人逢喜事精神爽。高敬德的擔子越來越重，社會責任越來越大，但他是越忙越有活力，他要盡自己的一生力量來報效祖國。歲月消逝，時光流轉，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一點滄桑的痕跡，卻多了一些灑脫的氣度，成熟的風韻，穩重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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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7月29日
發揮香港獨特優勢促進兩岸和平發展

　　歷經風雨坎坷的兩岸關係，已經進入和平發展的新階段。曾經是海協會和海基會達成著名「九二共識」並率先實踐「一國兩制」的香港，更沒有理由在兩岸大和解的今天缺席其中。對祖國統一大業懷有歷史責任感的香港人，在兩岸實現大三通之後，怎能不思考港臺關係如何發展？又怎能不籌謀如何充分發揮香港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的特殊作用？
　從政治層面來講，香港從來就沒有獨立的對台政策。回歸前，港臺關係是英國對外政策的一部分。回歸以後，港臺關係則成為兩岸關係的特殊組成部分。香港第一個實踐「一國兩制」，使港人在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動國家和平統一方面多了一份「率先垂範」的歷史責任。香港應該有比內地省市更大的空間和彈性，發展與臺灣之間的各種交流，儘快改變港臺關係明顯落後於兩岸關係發展的狀況，充分發揮香港在推動兩岸和平發展中的特殊作用。
　審視兩岸關係的發展及香港在其中的地位，不能離開民族復興、國家發展的大視野和大格局。就像大陸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進步，決定了兩岸關係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一樣，建立大中華經濟圈，將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提供雄厚基礎。如同美國和歐盟必然要有紐約、倫敦這樣的超級國際金融服務中心，大中華經濟圈當然需要且有條件建成自己的超級國際金融服務中心。香港是兩岸三通後「和平紅利」的最大受惠者之一。加強港臺關係，構建有臺灣參與、以港深為中心的超級國際金融服務中心，是建立大中華經濟圈、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以至最終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重要環節和戰略舉措，值得高度重視。
　本人建議：1、與「國共論壇」和「海峽論壇」相呼應，舉辦有香港特色的「港臺城市論壇」；2、發揮香港金融、航運及貿易服務中心的優勢，構建兩岸金融貿易專業服務平臺，加強航運樞紐地位；3、發揮民間團體作用，加強港臺文化交流；4、逐步實現港臺互免簽證，全面促進港臺交流；5、港臺逐步互設半官方、官方性質的辦事機構，統籌經貿文化合作事務；6、爭取中央依據「胡六點」，在處理港臺關係方面給予香港更大授權。
一、港臺關係的歷史發展
　從政治層面來講，香港從來就沒有獨立的對台政策。香港回歸前，港臺關係雖與兩岸關係有關，但不是從屬關係，是獨立於兩岸關係之外的臺灣地區與港英當局統治下的香港地區的關係。同時，兩岸均將香港作為政治鬥爭的重要前沿陣地，香港也承擔了兩岸關係發展的特殊角色。香港回歸後，港臺關係的性質發生重要變化，港臺關係從屬於兩岸關係，大陸將港臺關係視為兩岸關係的特殊組成部分；臺灣當局則將香港定位為有別於大陸的「特別地區」。總體來說，香港回歸後港臺關係的發展較為順利，並未出現大的衝突與磨擦。
1、中央非常重視港臺關係的發展及其對兩岸關係的重要性。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中央就一直關注港臺關係的發展，首先是確立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基本政策，即在較長時期內不改變香港的現狀，同時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外交戰略服務。在這一總體戰略與政策下，中央先後提出一系列政策主張，形成「利用香港、連接臺灣、促進兩岸」的大戰略。中央將香港作為對台聯絡、接觸、統戰的主要陣地，同時反對臺灣當局在香港從事對大陸的顛覆破壞活動。
　從60年代到70年代，兩岸關係對峙，港臺關係相對穩定，大陸對港臺關係政策未有大的調整。進入80年代後，隨香港回歸問題提上議程及隨後中英展開香港回歸問題的談判，中央對香港回歸後的港臺關係更加重視，相繼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主張，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提出兩岸統一及港澳回歸後，均實行「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一國兩制」首先是針對解決臺灣問題提出來，但率先在香港與澳門實行。中央在肯定港澳「一國兩制」對臺灣具有示範作用的同時，也一再強調，港澳問題與臺灣問題在性質上是不同的，收回香港與澳門是解決國與國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是中國政府對港澳恢復行使主權；而解決臺灣問題則是中國的內政，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不容許任何外國勢力插手。
　第二，確定對臺灣在港活動及港臺關係發展的具體政策，主要包括三點內容：一是港臺關係可以保持不變，包括台在港機構的存在、宣傳活動等不會因香港的回歸而受到限制；二是臺灣在港活動必須遵守「一個中國」原則，不能搞「兩個中國」的活動，這是最重要的政治原則；三是反對臺灣當局打「民主」的旗號，將香港作為反對大陸的基地。
　有學者用「示範」與「防範」來概括中央關於「九七」之後港臺關係的原則與政策。
　由於香港基本法並沒有對回歸後的港臺關係作出具體明確的規範，於是，中央根據兩岸形勢，在香港回歸前夕提出了具體而完整的香港回歸後的港臺關係政策。1995年6月22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預委會主任的錢其琛，在預委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代表國務院宣佈了中央人民政府確定的處理「九七」後香港涉台問題的七條基本原則和政策，即「錢七條」。「錢七條」的總體思路可以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放開和鼓勵港臺之間的民間交往；二是把香港對台官方交往的權力上收中央。同年11月19日，時任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的唐樹備再次明確表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錢七條』是九七後處理台港關係的依據。」
2、臺灣當局重視港臺關係並注意保持政策連續性。
　香港回歸之後，港臺關係發展可分為國民黨執政時期、民進黨執政時期和國民黨再執政時期三個階段。國民黨執政的臺灣當局十分重視香港回歸後的台港關係，主張台港關係持續平穩發展。當時的臺灣當局就香港回歸後的港臺關係發展以及港臺關係與兩岸關係的定位、發展問題，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規與政策，在將兩岸關係定位為「分治的兩個對等政治實體」下，將香港定位為不同於大陸地區的「特別區域」，即香港與臺灣不是處在同一位階下的兩個政治實體，香港的法律地位是在「臺灣政治實體」之下的次地區概念。1997年6月，臺灣「陸委會」發表「對九七香港情勢的立場與政策說帖」，對台港關係在兩岸關係中的地位及相關工作有詳細的陳述。臺灣當局首先將台港關係視為兩岸關係的試點，認為台港關係對臺灣十分重要，因此在「任何情勢下，我們不願看到香港動亂或經濟衰退，或由於政治干預導致台港關係倒退」；「我們希望穩固九七後臺港關係的新架構，在互惠互利的原則下，共促兩岸三地的良性交互，並進而作為兩岸之間整體關係的試點」；認為台港關係與兩岸關係相互影響，希望共同建立兩岸三地「三贏」局面。
　被稱為「台獨黨」的民進黨執政後，港臺關係性質變得更為複雜。在兩岸關係的大背景下，香港處理港臺關係更加謹慎，港臺關係受兩岸關係的影響越來越大。不過，儘管對香港「一國兩制」持負面立場，但香港對臺灣的重要性並未削弱，民進黨因經濟發展的需要，也非常關注香港形勢，重視台港關係及其與兩岸關係的交互問題，強調台港關係的重要性。因此，港臺關係總體上還是保持了較為平順的發展態勢。
　2008年，國民黨重掌臺灣執政權之後，在兩岸的共同努力下，兩岸關係發生重大積極變化。海協、海基兩會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成功複談，兩岸同胞期盼30年的直接「三通」基本實現，港臺關係也隨之出現了新氣象。
3、香港特區政府加強港臺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隨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新階段，港臺關係也出現新的良好發展勢頭。行政長官曾蔭權在2008年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明確表示，「為配合兩岸關係提升及發揮香港可扮演的角色，特區政府正加強香港與臺灣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具體工作包括：香港貿易發展局在臺北設立辦事處；推動香港工商界的精英聯同在港的台商，組成「香港－臺灣商貿合作委員會」，通過民間交互，促進兩地工商企業直接交流，並加強兩地經貿、投資、旅遊及其他方面的合作；為了向經常來港經商、旅遊的臺灣居民提供更大方便，將推出新的便利措施；委派財政司司長成立跨部門督導委員會研究和統籌促進香港與臺灣經貿關係的整體策略和工作計畫等。被稱為特區政府民間智庫的香港智經研究中心，於2009年5月發表《因應兩岸關係緩和促進港臺經貿關係發展研究報告》。這個報告由香港理工大學、臺灣淡江大學和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共同參與完成，對港臺關係的未來發展提出了全面的建議。
　與此同時，港臺之間過往缺乏的官方層面的交流呈現新局面。臺灣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高雄市市長陳菊、國民黨秘書長吳敦義、台中市市長胡志強、臺北市市長郝龍斌等先後訪港。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於2009年3月下旬，以第2屆世界佛教論壇港澳代表團名譽團長的名義，前往臺北出席論壇的開幕及閉幕禮。這方面最為引人注目的事件，是香港特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應臺灣陸委會的邀請，以特區主要官員的身份，於6月5日至6日到臺北進行官式訪問，其間與陸委會主委賴幸媛、副主委傅棟成及臺北市副市長吳清基會面。林瑞麟與傅棟成舉行工作會議後宣佈，臺灣將成立「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並下設「經濟合作委員會」，香港則會在香港貿易發展局之下組成「香港－臺灣商貿合作委員會」。兩個委員會作對口，就兩地關心的貿易、投資、旅遊及其他雙方合作的事宜作交流和討論。港臺政府的高層官員會積極參與兩個委員會的活動。這是香港特區主要官員首次以官式身份獲邀訪台，不僅打破了港臺過去從沒有正式官方邀訪的政治禁忌，而且正式建立了港臺之間溝通交流的機制、管道和平臺，顯示港臺關係踏上新的臺階，是港臺關係發展進入新里程的重要標誌。港臺官方不必借助類似海協會、海基會那樣的「白手套」就可以直接對口交流，顯示了香港在兩岸關係的特殊地位和角色，也表明中央認可並支持港臺關係快速升溫。這不僅會大大加強港臺之間的合作關係，而且可以為未來兩岸之間官方接觸尤其是內地一些省市與臺灣之間的官方往來，作出一些有益的探索。
二、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對於兩岸關係發展的重大意義
1、實踐「一國兩制」標誌祖國統一大業邁出重要一步。
　「一國兩制」作為完成國家統一的基本構想，原本是為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提出來的，首先運用於解決香港問題。香港回歸祖國，使「一國兩制」由構想、方針變為生動實踐，不僅標誌中國人民洗雪了中華民族遭受殖民侵略的百年國恥，標誌香港同胞從此成為這塊祖國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開創了香港與內地共同發展的新紀元，而且標誌中國人民在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一步，使臺灣同胞能夠具體而不是抽象地理解「一國兩制」的實際內涵，對最終解決臺灣問題，生成重要的積極影響，發揮巨大的示範作用。
2、香港「一國兩制」具體實踐推動兩岸關係發展。
　提出「一國兩制」構想的鄧小平曾經說過：「中國最終要統一。能否真正順利地實現大陸和臺灣的統一，一要看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結果，二要看我們經濟能不能真正發展。」顯然，香港第一個實踐「一國兩制」，使港人在推動國家和平統一方面多了一份「率先垂範」的歷史責任。因此，港人努力落實好「一國兩制」，既是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在為祖國和平統一作出貢獻。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在2009年上半年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60.7%的人認為「一國兩制」適用於臺灣，較1997年的36.5%大幅提升，是1996年開展有關調查以來的歷史新高。越來越多的香港市民認同「一國兩制」適用於臺灣，實際上是「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落實、得到港人認同的一種標誌和體現。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充分肯定的那樣，長期以來，廣大香港同胞心系祖國統一大業，是反「獨」促統的重要力量。
　由於臺灣當局一直對「一國兩制」採取抗拒態度，尤其是在民進黨執政期間，更是將「一國兩制」妖魔化，令回歸後的香港作為臺灣觀察「一國兩制」的視窗，更形重要。隨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日益豐富，越來越多的臺灣同胞逐步增加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信心，逐步體會到祖國大陸確實考慮到和尊重了廣大臺灣同胞的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近幾年來，香港加強與內地的經濟文化聯繫，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特別是CEPA和開放內地遊客自由行，探索和積累了兩個單獨關稅區之間建立經濟合作機制的經驗。這一切為進一步密切兩岸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人員往來、促進兩岸實現全面直接「三通」，以及兩岸磋商「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ECFA），發揮了重要的啟示、借鑒和推動作用。
3、「一國兩制」具體模式可以因應兩岸和平統一的需要進一步發展。
　臺灣問題，是民族內戰的產物，與香港被外力強佔確有不同。臺灣當局或政黨為了提高談判籌碼，尋求更多的權利和更大的利益雖然不難理解，但不應將這種利益追求與「一國兩制」對立起來。誠然，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一些具體做法不一定適合臺灣，但臺灣方面不能因為對香港的某些具體做法不喜歡而輕易否定「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一個原則和方針，其具體的模式可以有多種，可以有香港模式，也可以有臺灣模式。事實上，在臺灣問題上，對「一個中國」的理解，已經不同於香港的「一國兩制」中的「一個中國」含義。在香港實行的「一國兩制」中的「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兩岸問題上，關於「一國」的理解，已從過去的「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演變為現在的「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因此，如果說運用「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是「求大同，存大異」的話，那麼運用「一國兩制」解決臺灣問題，須「求更大的同，存更大的異」，這必然會擴大「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外延，進一步擴大我們關於國家統一的概念，形成「一國兩制」的新形式。
三、從國家發展大格局、大戰略思考港臺關係新發展
1、最瞭解兩岸的是香港。
　在兩岸關係中，香港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優勢：
　從歷史上看，香港與臺灣的聯繫密切，兩地的交流往來六十年來從未中斷。在香港一些高等院校甚至中小學校，教師中畢業于臺灣或從臺灣來港的人士不少，特別是在中國文學和歷史領域。香港回歸以後，港臺關係成為兩岸關係的特殊組成部分。港臺兩地繼續保持和發展原有的民間交流交往等各種關係，繼續保留臺灣駐香港的機構，包括辦證機構、教育文化機構，甚至一些社團組織等。
　從經濟方面看，香港作為重要的轉口貿易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與同樣是外向型經濟的臺灣有緊密的經貿聯繫，臺灣是香港的第四大貿易夥伴。香港回歸以來，港臺繼續保持和發展海運、空運直接通航，經貿仍然顯著增長，貿易額從1997年的1600億港元，上升至2007年的2580億港元。兩地的企業界人士交往頻繁、感情篤厚。香港至今不僅是臺灣出口商品的重要中轉地，而且也是臺灣企業融資的重地，不少臺灣企業到香港上市。
　從制度層面看，無論是回歸前港英管治下的香港，還是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都是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在基本的社會制度及新聞自由、文化環境等方面有諸多相似之處。
　正是由於這些特點和優勢，使得香港在與臺灣交往時容易相互理解，減少許多麻煩和不必要爭端，香港人因而被視為既瞭解大陸，又能很容易瞭解臺灣的人；也正因為香港能夠同時溝通兩岸，因而能夠在兩岸隔離、未實現三通的情況下，成為兩岸之間不可缺少的經貿橋樑，扮演兩岸交流最為重要的仲介角色。
　香港還是兩岸溝通協商的重要平臺。著名的「九二共識」就是在香港生成的。1992年10月，大陸海協會與臺灣海基會在香港舉行第二次工作性商談。這次商談重點討論了海峽兩岸在事務性商談中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問題，並經過函電往來確認，達成「九二共識」。
2、建立大中華經濟圈是中國實現和平統一的重要經濟基礎。
　兩岸三通後，香港在兩岸關係中的作用會否弱化，香港的地位會否被邊緣化，這是香港社會普遍關心的問題。為了釋除外界的憂慮，特區政府及一些社會人士多是從具體賬目的計算，來說明香港可以通過何種方面的措施，彌補這方面的損失。這種計算雖然有必要，但卻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本和核心，因而在解釋香港不會因為兩岸三通而邊緣化方面，不可能達到綱舉目張的效果。
　實際上，審視兩岸關係的發展及香港在其中的地位，不能離開民族復興、國家發展的大視野和大格局。胡錦濤主席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祖國大陸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巨大進步，是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雄厚基礎和可靠保障，決定了兩岸關係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鄧小平在談到「能否真正順利地實現大陸和臺灣的統一，一要看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結果，二要看我們經濟能不能真正發展」時，還特別強調「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發展」。
　顯然，兩岸的和平統一，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緊密相連，以國家的快速發展作為雄厚基礎和可靠保障。由此也不難看到，建立大中華經濟圈，是中國實現統一的重要經濟基礎。由於大陸、臺灣和香港經貿關係的日趨密切及其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愈顯重要，以大陸及港臺為主體的大中華經濟圈，已成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事實上，大中華經濟圈的形成和發展，主要不是出自兩岸三地政府的主導與策劃，而是基於客觀經濟形勢的需求，且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據專家的預測，到西元2020年，大陸人口將達到十六億人，如屆時人均GDP能達到五千美元，僅大陸本身的GDP就有八萬億美元，加上港臺兩地，大中華經濟圈到2020年的GDP，將達到美國2010年九萬一千億美元的水準。可見，大中華經濟圈的建立和發展，其經濟能量，將逐步接近美國和歐盟，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圈之一。就像美國和歐盟必然要有紐約、倫敦這樣的超級國際金融服務中心一樣，大中華經濟圈當然需要且有條件建成自己的超級國際金融服務中心，既承擔推進和引領大中華經濟圈的經濟成長和戰略升級的重要任務，又對外發揮佔據國際市場的制高點，掌控國際資源的配置，涉入國際標準的制定，參與全球競爭，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重大功能。
四、構建有臺灣參與的港深超級國際金融服務中心，是建立大中華經濟圈的戰略舉措
　台中市市長胡志強表示，希望加強福建、臺灣、香港、廣東四地間人流、物流的聯繫，構建類似波士頓、紐約、華盛頓特區的大區域，在國際市場上提升競爭力。伴隨國家經濟的迅速崛起，香港的金融產業近年來得到快速發展。2006年，香港的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超過三千億港元，超越紐約，僅次於倫敦。根據倫敦市法團發表的2007年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指數的報告和結論，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的排名僅次於倫敦及紐約。實行「一國兩制」並且在國際金融城市上排名前列的香港，與深圳及整個珠三角的經濟融合，再加上與臺灣之間的傳統聯繫而形成經濟的互補聯合，最有條件成為大中華經濟圈的國家超級金融服務中心。
　在大中華經濟圈的大格局中構建港深超級國際金融服務中心，加入臺灣這一重要元素，不僅可以大大擴闊和加強港深超級國際金融服務中心的經濟基礎，加深兩岸三地的經濟融合，而且能夠使臺灣更好地利用香港的金融服務優勢加快自身的發展，並在國際性的區域競爭中，佔據更有利的位置，從而造成兩岸三地的「三贏」局面。根據2007年的數位計算，大陸及港臺三地股市的市值加起來已達5.3萬億美元，超越倫敦股市的3.74萬億美元，也已超越市值4.8萬億美元、排名第二的日本股市。據測算，到2020年，滬深證券交易所的總市值可能達到80萬億人民幣，香港股市總市值折算可能達到60萬億人民幣，臺灣證券交易所總市值折算可能達到30萬億人民幣，大中華經濟圈股票的總市值將達到170萬億人民幣。考慮到人民幣可能升值的因素，大中華經濟圈資本市場的總市值約合34萬億美元，將有可能超過美國的33.8萬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市場。
　龐大而又位居世界前列的經濟體積和市場規模，將使得大中華經濟圈生成巨大的集聚效應，香港和臺灣必然將從這塊經濟大餅中，獲取更大的利益和發展。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更會在大中華經濟圈的集聚集成中獲得雄厚基礎、可靠保障，並取得重大的歷史性進展。可見，加強港臺關係，構建以港深為中心的超級國際金融服務中心，是建立大中華經濟圈、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以至最終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重要環節和戰略舉措，值得高度重視。
五、香港是兩岸三通後「和平紅利」的最大受惠者之一
　香港金融業在兩岸三地中具有領先地位，完善的金融仲介服務會在三通之後留住台資企業，而兩岸三通會帶動大中華經濟圈的經濟總量進一步增長，從而形成對香港金融服務的更大需求。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金融服務業相當發達。一方面，香港是國際銀行業的聚集地，是重要的證券首發市場，是規模龐大的證券交易市場，是亞洲第二大的私募基金市場，具有進行大規模國際性融資的能力；香港的資金完全自由流動，貨幣完全可兌換等，都是大陸和臺灣不具備的優勢。另一方面，香港還擁有高度國際化、現代化的第三產業，包括法律、會計、科技服務、標準認證、廣告諮詢、規劃設計、新聞媒體及強大的國際會展業等。香港可以利用這些優勢，在兩岸關係的發展中發揮作用，贏得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事實上，擁有亞洲區內最強全球聯繫、最國際性金融中心的香港，將繼續成為兩岸企業進行國際融資的首選平臺。據統計，在香港交易所交易的上市公司中，與台資有關的企業有60家，主要包括一些在大陸發展成功的企業，例如富士康、康師傅、旺旺等著名品牌。2008年共有四家台資企業在香港上市，集資總額為139億港幣。台資兆豐資本（亞洲）發表報告預計，今明兩年將有10家台資企業在港上市，集資總額料達150億元。
　數位還顯示，2007年有340家台資企業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和辦事處，比5年前增加了6成。當前在港的台資企業約有5000家，據香港貿發局調查，這些公司的主要功能，是協助母公司作企業管理、資金調動、採購和市務推廣等活動。隨兩岸實現三通，臺灣企業將進一步投資大陸，而大陸公司亦有興趣投資臺灣，香港在這方面可以發揮資金籌組的重要功能。完全可以預期的是，隨兩岸經濟合作進一步加強，將會造就更多成功的大企業，而他們通過獲得國際融資實現進一步發展的最佳出路，將會是來香港交易所上市。因此，兩岸三通實現後，相信將有更多在大陸發展的台資企業會到香港上市，香港可提供融資服務，為兩岸三地經濟「餅」的做大，作出貢獻。這又將加快推動香港發展成為亞洲區內的超級全球金融服務中心。
　同時，香港擁有兩岸都公認和讚賞的法治、廉政及國際化的優勢，有發達的專業服務業，特別是具有與國際接軌、有國際信譽、被國際認可的標準認證、交易制度、國際仲裁服務等，是兩岸都可以信得過的交易平臺，可以成為兩岸的各種交易服務中心。隨兩岸經濟融合的加深，這方面的需求也將大大增加。
　顯然，兩岸關係與香港利益並非此消彼長的零和遊戲，恰恰相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必會為香港提供更多商機和交流。我們不應將兩岸關係發展視為對香港「邊緣化」的威脅，而應看作是香港發展的新機遇。事實上，兩岸實現三通，將會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兩岸和平發展所生成的「和平紅利」，香港是最大的受惠者之一，可以從中得到前所未有的歷史性發展機遇。問題的關鍵，是香港能否及早籌謀有效對策，採取得力措施，充分把握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
　從民族復興的大格局、大戰略來思考，兩岸四地的優勢互補、相得益彰，有利於大中華經濟圈構建與紐約、倫敦相比肩的超級國際金融服務中心。香港金融服務中心地位的鞏固，將主要來自大陸金融市場的開放，以及兩岸三通對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作為大中華經濟圈中的超級國際金融服務中心的核心城市，香港在兩岸關係中絕不僅僅是一個仲介角色，而應是大中華經濟圈中經濟活動的重要策劃者和協調者。與兩岸都有特殊關係，能夠瞭解兩岸、溝通兩岸並能夠得到兩岸信任的香港，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千萬不要鼠目寸光，自綁手腳，而應有廣闊敏銳的大視野、大胸懷，通過加快構建以港深為中心的超級國際金融服務中心，使自己站在大中華經濟圈的高端，在國際性的區域競爭中，真正發揮策劃者和協調者的角色和作用。
六、關於發展港臺關係的具體建議
　對於香港來說，無論是「一國兩制」的示範效應，還是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促進作用，都要通過港臺之間的具體交流合作來落實。為此，本人眼于大中華經濟圈的建立，結合港臺的優勢互補，就全面加強港臺之間的交流合作，提出如下幾點建議：
1、與「國共論壇」和「海峽論壇」相呼應，舉辦有香港特色的「港臺城市論壇」。
　加強港臺交流，可以舉辦重大活動作為助推器。當前，大陸的兩岸關係論壇有兩個：一是由國共兩黨主導的「國共論壇」；二是具有福建特色的「海峽論壇」。這兩個論壇主要分別從政黨和民間的層面，對促進兩岸大交流、大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能夠利用「一國兩制」的優勢和港臺之間的特殊關係，分別在香港和臺灣舉行、由兩岸三地主要城市參加的「港臺城市論壇」，進行主要城市之間經貿、城建管理及文化方面的交流，就可以與「國共論壇」和「海峽論壇」達至相互呼應、相互補充的作用。「港臺城市論壇」不僅可以走出大陸，分別在香港和臺灣舉行，而且可以由港臺及大陸主要城市的市政府共同舉辦，無論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執政的臺灣城市都可參與其中，因而既能夠在兩岸地方層面的官方交流方面帶來突破，又可暫時回避兩岸官方最高層還沒有正式接觸的困局。如果「港臺城市論壇」能夠成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也可以官方身份前往臺灣出席相關活動，港臺交流必將因此而大大往前推進。
　事實上，早在2000年3月和2001年2月，港臺就分別在臺北和香港舉辦了「雙城論壇」（香港與臺北）。2001年2月，時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董建華會見來訪的臺北市長馬英九時，提出希望未來把香港與臺北間的「雙城論壇」發展為上海、香港與臺北間的「三城論壇」。由於種種原因，這一願望未能實現。順這一思路，構建由兩岸三地主要城市參加的「港臺城市論壇」，並賦予城市經貿、城建管理及文化交流等實質性內容，這個論壇將成為港臺及大陸對話交流的重要平臺，對於彼此之間的深入溝通和瞭解將發揮重要作用。
2、發揮香港金融、航運及貿易服務中心優勢，構建兩岸金融貿易專業服務平臺，加強航運樞紐地位。
　在大陸和臺灣仍存在不同程度資金管制的情況下，香港的國際金融服務中心的優勢更顯突出。事實上，兩岸三通對於香港的最為有利之處，就是將大大增強香港國際金融服務中心的地位。香港的金融服務成為支援兩岸三地經貿合作的最重要功能之一。因此，香港須清醒認識並緊緊抓住兩岸關係緩和及人民幣國際化給香港帶來的重大機遇，提升香港作為內地企業、台資企業商業服務中心、融資中心及資金運營中心的功能。香港是著名的國際航運中心，在兩岸三通之後，港臺之間在海運和航空方面，都有極大的合作空間。
　為此，香港需做好以下十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強吸引更多台資公司來港上市，強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服務中心在兩岸投、融資方面的金融功能。
　二是利用香港作為全球首個同時具有美元、歐元、港幣和人民幣即時支付系統金融體系的優勢，爭取成為人民幣的兩岸清算中心。
　三是在人民幣的國際化和兩岸三地的金融發展過程中，香港需要設立服務於兩岸三地企業的資信評級機構。
　四是爭取在港中資企業率先投資臺灣，既加強港臺之間的經貿聯繫，又為大陸資本進入臺灣起到探路、開路的作用。
　五是構建服務台資的展覽、資訊及交易平臺，協助台商尋找國際商業和貿易夥伴，推動兩岸三地科研及其商品化的交流和合作。
　六是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兩岸三地的仲裁中心。
　七是因應兩岸醞釀商談「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問題，港臺應儘快商討簽署經濟合作協定，為將來建立「兩岸共同市場」積累經驗並摸索探路。
　八是港臺應儘快簽訂「全面性避免雙重徵稅」安排，增強香港作為大陸對臺灣投資的門戶地位。
　九是在海運方面，香港應該根據自身的地理特點，加強高（高雄）港（香港）深（深圳）的港口海運合作。
　十是在航空方面，應該通過開放航權，提升港臺的航空樞紐地位和兩岸三地航空業的全球競爭力。
3、發揮民間團體作用，加強港臺文化交流。
　就港臺關係而言，通過兩地民間交流的深入開展，增加兩地普通民眾的相互接觸和瞭解，特別是增加臺灣同胞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真實情況的瞭解和認識，對於增進港臺民眾相互信任以至彼此欣賞，對於促進港臺關係發展和祖國和平統一，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值得留意的是，兩岸在重視建立互信的時候，主要談的是政治互信、外交互信和軍事互信，對於建立兩岸民間社會的互信卻沒有給予太多的關注。港臺之間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實際上，兩岸民間社會的互信是兩岸政治互信的必要基礎。如何解決兩岸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問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兩岸民眾怎麼看、怎麼想、怎麼做。而民間交流是兩岸同胞增進瞭解、融洽感情的重要途徑，是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清楚認識這一點，對於發展港臺關係同樣具有重要意義。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超過六成的港人認為「一國兩制」適用於臺灣。加強港臺民間的交流和互信，對於帶動臺灣同胞從正面瞭解和認識「一國兩制」，將會生成重要的積極作用。
　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今年5月在首屆海峽論壇大會上致辭時指出，「新形勢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最重要的是更加有力地推動兩岸同胞大交流，促進兩岸各界大合作。我們強調大交流、大合作，就是要把兩岸交流合作推向最廣泛的領域、推向基層，鼓勵最廣泛的基層民眾參與到兩岸交流合作中來，增加更多的直接交往，努力使兩岸同胞感情更融洽、合作更深化。」顯然，開闢港臺關係的新時代，不僅是逐步開通官方、半官方的溝通管道，還包括開啟民間大交流、大合作的新篇章，鼓勵社會各界參與到港臺交流合作中來，努力使港臺民眾感情更融洽，合作更深化。在這方面，民間團體的作用至關重要。我們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希望能夠廣泛聯繫香港各界人士及相關團體，在推動港臺民間交流與往來方面發揮應有的帶動作用。當然，要廣泛全面展開港臺之間的民間交流，僅靠統促會香港總會是不夠的，也是不全面的，還需要各個層面、各個界別的團體共同參與，包括那些沒有打出「統一」旗號的各類團體，盡可能與臺灣的各方面團體進行廣泛交流，包括暫時不願意談統一甚至反對統一的團體進行溝通交流，如民進党及其成員等。
　賈主席今年７月在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上發表《大力加強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建設兩岸同胞共同精神家園》的演講時指出，中華文化認同是中華民族認同的精神基石。中華優秀文化曾經創造了五千年燦爛文明，成就了泱泱大國的歷史地位，今天仍然是兩岸中國人共同實現民族富強的寶貴資源和強大動力。中華文化，是維繫兩岸關係的重要精神紐帶。實現兩岸的融洽和集成，必須加強精神紐帶和精神力量。在中華民族邁向偉大復興的新時代，傳承中華文化，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傳承和發展中華文化的民族性、包容性，在共同的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認同的基礎上求同存異、聚同化異，超越政治分歧，融洽彼此感情，就能夠大踏步地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在這一大背景下，港臺兩地應當攜手加強文化交流合作，共同發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努力建設共同的精神家園。
　無論是歷史淵源、文化背景、社會制度還是現實聯繫方面，香港與臺灣的民間交流與文化合作，都較內地省市有更多的優勢和更大的空間。然而，港臺之間的民間交流卻沒有全面展開，團體之間的交往極少，遠不如粵港之間的溝通交流。與經濟交流合作相比，港臺的文化交流合作也明顯滯後。香港需重視發揮民間團體在港臺關係發展中的作用，加強中華文化傳承與創新方面的交流，並為此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方便。
4、逐步實現港臺互免簽證，全面促進港臺交流。
　港臺之間的關係雖然較為密切，但兩地的人員往來卻不頻繁。研究表明，經常往來於港臺之間的人員，主要是打理商務的人士，大體上不到港臺總人口的10%。如何廣泛推動經濟以外的文化、宗教乃至政治等交流活動，以增加臺灣民眾對實行「一國兩制」香港的瞭解，促進兩岸關係改善，是亟待解決的問題。要全面促進港臺交流，兩地之間應愈開放愈好，愈少關卡愈好。如果港臺之間人員和資本可以自由流動，最有利於發揮香港在促進兩岸關係發展方面的作用。人員出入境的安排對於香港的仲介地位有重要影響。港臺之間人員出入境政策應朝互免旅行簽證的方向發展。
　港臺之間的關係不屬於外交層面的接觸，既然澳門與臺灣之間已經實行互免簽證，同樣是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為什麼不能作出類似安排呢？澳台之間實行免簽證多年，並沒有出現什麼大的問題，港臺之間實行互免簽證，也不應該有太大的憂慮。澳門給予臺灣民眾免簽證，成了臺灣人週末休假的好去處。港臺之間實現免簽證，兩地之間人員交往的數量和層面將會大大擴展。香港特區政府應該尋求中央的支持，在採取必要配套措施的條件下，考慮逐步給予臺灣居民免簽證待遇。
5、港臺逐步互設半官方、官方性質的辦事機構，統籌經貿文化合作事務。
　港臺加強經貿文化的交流和往來，互設半官方、官方以及民間機構是十分重要的路徑和平臺。今年6月5日，香港特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與臺灣「大陸委員會」副主委傅棟成在臺北舉行工作會議後宣佈，臺灣將成立「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並下設「經濟合作委員會」，而香港則會在香港貿易發展局之下組成「香港－臺灣商貿合作委員會」，兩個委員會作對口磋商交流。這個半官方的溝通平臺，既可讓官員參與其中進行實務性合作磋商，較之於民間機構更具權威性和影響力，實際發揮官方機構的溝通及統籌作用，又有助回避一些暫時難以解決的政治敏感問題，例如所謂「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等政治敏感話題，避免因為政治性爭拗而影響具體事務的合作。這有利於港臺關係的平穩發展。構思中的「香港－臺灣商貿合作委員會」，可考慮由卸任的香港特區政府高官領銜，由香港政商各界知名人士和社會專業人士組成，直接向香港特首彙報和負責。
　隨兩岸關係的緩和，兩岸官方建立直接溝通機制的可能性不能排除。香港有必要爭取中央的支持，參照香港在內地和海外設立經濟貿易辦事處的做法，於適當的時候，在臺灣設立正式的香港官方機構，促進港臺經貿文化的直接交流。
6、爭取中央依據「胡六點」，在處理港臺關係方面給予香港更大授權。
　香港回歸以後，處理港臺關係的基本依據是「錢七條」。「錢七條」在放開和鼓勵港臺之間民間交往的同時，把香港對台官方交往的權力上收中央。「錢七條」中的第六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與臺灣地區之間以各種名義進行的官方接觸往來、商談、簽署協議和設立機構，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或經中央人民政府具體授權，由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批准。」
　「錢七條」根據當時兩岸關係的實際情況所制定，確保了香港的平穩過渡以及回歸後港臺關係的基本穩定。不過，回顧回歸後十幾年的港臺關係，給人的印象是過於拘謹，進展緩慢，不僅未能充分體現香港「一國兩制」為國家統一「率先垂範」的作用和意義，甚至明顯落後於兩岸關係的發展。因此，香港社會一直有聲音要求檢討「錢七條」，放寬發展港臺關係限制。特別是兩岸關係發展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大陸對台政策出現重大調整和突破，香港各界更是希望根據胡錦濤總書記2008年12月31日在紀念全國人大《告臺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上的講話，即「胡六點」的精神，制定港臺關係新指引，充分利用香港的優勢，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無須諱言，在港臺關係方面，過去針對「台獨」的憂慮及限制，遠遠超過了如何發揮香港「一國兩制」優勢的考慮。這是港臺關係的進展未如理想的重要原因。現在回過頭來看，這種明顯偏重保守的限制性思維，有違發揮「一國兩制」促進國家統一作用的原意，限制了香港特殊作用的發揮，確有必要作出調整。
　必須明確的是，檢討處理港臺關係的一些政策，並非是拋開「錢七條」另起爐灶，而是以「錢七條」為基礎作出較大幅度的開放性調整。具體來說，可以有兩條途徑：一是根據港臺關係發展的現實需要，在「錢七條」的基礎上出臺新的處理港臺經貿文化事務的新指引；二是爭取中央在處理港臺關係方面給予香港更大授權。
　「錢七條」對港臺官方接觸有兩種管理方式：一是批准；二是授權。在兩岸的經濟、文化、社會乃至政治、軍事關係全面轉暖及緩和的背景下，港臺之間民間和官方的往來也隨之增加。實際上，只有掌握公權力官員間的互訪溝通，才能實質性地推進港臺兩地的交流。只有建立一種官方或半官方聯繫，才能確保港臺關係正常健康的發展，為民間交往的擴展和深入搭建更大更高的平臺。香港應該在加強與臺灣官方的交往方面，更積極主動地向中央爭取更大的授權，不僅增加港臺之間官員的往來，而且逐步擴大香港自主處理港臺經貿、社會、文化具體事務的空間。香港應該在中央的指導下，盡可能以寬鬆的政策，容許更多暫時還不方便去大陸的臺灣官員，特別是那些民進党成員，到訪香港，與香港以至大陸的人士進行交流，以發揮香港的特殊作用，達至港臺及大陸「三贏」的結果。這不是對「錢七條」的否定，而是「錢七條」具體規定的合理延伸。
　在這裏，還想特別談一談，港臺交流不要繞過民進黨的問題。臺灣存在政黨輪替的可能性，國民黨和民進党都有機會透過大選成為執政黨。這是香港在處理港臺關係時，必須面對的政治現實。如果特區政府的對台工作只傾向於國民黨一邊，只買國民黨官員的賬，到民進党上臺執政時，港臺關係便會出現大倒退，過往的交流聯繫工作則會白白浪費。因此，特區政府在開拓港臺關係時，需實行較大陸省市更為寬鬆靈活的政策，與兩個主要政黨都要有接觸，讓民進党的主席及主要領導人包括有代表性的「深綠人士」以及民進党的縣市長、議員、公職人員等，都可以來港進行正常交流訪問，爭取建立良好的溝通關係。這有利於保持港臺關係持久穩定發展。
結語：
　香港在兩岸關係中一直扮演重要而特殊的角色，既是兩岸的政治緩衝區，更是增加兩岸相互瞭解、溝通與融合的重要橋樑。這樣的角色是大陸和臺灣的任何城市都無法替換的。善用香港的獨特角色和功能，促進兩岸和平發展、共創雙贏，是時代賦予香港的責任和使命。我們要用自己的努力告訴世人：香港將肩負歷史責任，不辱歷史使命，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作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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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5月20日
倡設香港文化產業發展局

　　設立以民辦為主的香港文化產業發展局，可以民間主導、爭取政府支持、業界負責的方式開展工作，政府只需投放少量資源加以扶持即可。文化產業發展局的目標是引領香港的文化藝術界團體和人士創造具有香港特色的文化藝術品牌，推動香港成為亞洲的文化創意品牌之都。香港文化產業發展局的成立對香港的文化產業發展起到催化劑的作用，可促使香港文化產業的快速生成和香港文化品牌的創立，將為香港經濟與社會發展注入新的元素和動力。相信此舉可收一舉多得之功效。
一、香港文化產業需要統籌發展和宣傳推廣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文化產業伴隨著科技的進步，逐漸成為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全球化浪潮的席捲下，若無法建構有香港特色的文化產業，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很難得以提升；香港長期以發展金融地產業為主，文化藝術相關產業在政策上和資金上的扶持，一直未能得到重視。儘管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下，特區政府面對原有經濟結構所產生的嚴重問題，不得不正視文化產業的潛力，但文化產業仍然未被定位為經濟發展的新路向。因此，本人建議成立一個以民辦為主的《香港文化產業發展局》來統籌、發展、包裝策劃、宣傳推廣香港的文化藝術，整合地方智慧與文化藝術的生命力，將其應用於文化產業發展，以此應對全球化之挑戰。
　　香港已經形成一個中西融匯、立體交叉、自由開放、商業都市型的多元混合體系文化。在香港，人們可以觀賞到各種中國的傳統戲劇音樂，如京劇、粵劇、越劇和中樂等，同時可以欣賞到各種西方歌劇、話劇和西樂。此外香港很好的保留著很多別具特色的本地習俗，如長洲飄色和搶包山、大坑舞火龍等都是各地遊客來港喜愛觀賞的活動。而香港的動漫畫、武俠小說、影視文化以及古今中外包羅萬有的政治、經濟、社會叢書和各類圖書均在全球頗具影響力。
　　香港作為亞洲國際大都會，承載了亞洲金融中心、物流中心、世界級旅遊美食天堂等等盛譽，卻過於倚賴金融地產等少數產業，而起步及發展均較早的文化產業及創意文化，卻大有被內地及周邊地區迎頭趕上、甚至大幅超越的威脅。目前，香港新經濟（主要包括知識經濟、文化經濟、創意產業等）所創造的價值，佔香港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甚小。新經濟佔據美國本地生產總值的70%，加拿大本地生產總值的60%，而香港創意產業所創造的生產總值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約4%，與其他發達國家的差距甚遠，即是大有發展空間。
　　文化產業歐美發展蓬勃，香港在經濟上面臨周邊地區的強勁競爭之外，而在文化創意產業也面臨著周邊地區的競爭，尤其在華人生活圈的城市，如新加坡、台灣、上海都在經濟活動之外，致力於成為亞太地區文化藝術的領導品牌、文化生產基地。內地許多省市政府，都把樹立民族文化及創意產業的品牌，作為重大任務，但往往受制於缺乏資金、國際化的經驗和人才。香港作為著名國際大都市，擁有眾多優秀的品牌專業人才，在推動創意產業實施品牌戰略中，應大有作為。
　　基於上述所言，雖然香港具有獨特的多元文化和豐富的文化底蘊，但在拓展文化產業方面卻遠遠落後於他人，主要問題是缺乏一個令香港文化發光發亮的平台。若無專門的機構進行統籌發展、包裝策劃、宣傳推廣，香港獨特的文化藝術難為世人所知，還談何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所以，香港需要成立一個以民辦為主的《文化產業發展局》來統籌和推廣香港的文化藝術，並藉此打造具有香港特色的文化產業，將香港文化工作者的產品變成文化商品進入文化市場，為構建香港和諧文化，建設香港和諧社會貢獻力量。
二、設立文化產業發展局對於促進香港文化產業發展十分重要
　　除了可以統籌發展、包裝策劃、宣傳推廣香港的文化藝術，成立民辦為主的香港文化產業發展局的意義和重要性還可從以下四個方面體現出來：
　　第一，文化是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文化產業能夠成為香港新的經濟增長點。縱觀當今世界發達國家，無不將發展創意文化產業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美國華爾街提出「資本和技術主宰一切的時代已經過去，創意的時代已經來臨。」韓國打出了「資源有限，創意無限」的理念；日本則將創意文化上升為「創意文化關係到國家與民族興亡」的高度。可見，發展文化產業已是大勢所趨，已成為世界性不可逆轉的潮流。以民辦為主的香港文化產業發展局的成立，能確立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目標，並可對文化創意產業進行針對性的研究，將極大地促進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第二，以民辦為主的香港文化產業發展局可為香港特區政府在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方面起到拾遺補缺的作用。目前，香港特區政府非常重視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在數碼娛樂方面，有數碼港項目的政策和配套支援；在創意設計方面，有設計智優計劃的鼓勵；在電影方面，有電影發展局來推動本港電影業的發展。但在文化產業方面，香港特區政府的政策主要是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和解決場地不足的情況，卻沒有一個具體的機構來研究本港文化產業的發展路向和目標，以民辦為主的香港文化產業發展局的成立則可有效地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有力地將香港民間的社會文化藝術產品統合起來，逐步發展成文化商品，最終形成香港獨特的文化產業；
　　第三，以民辦為主的文化產業發展局能配合西九龍文娛藝術發展區的發展，為西九進行前期的宣傳推廣工作。香港特區政府發展西九計劃的政策目標，是要發展一個世界級的文娛藝術區，既匯聚本地文化特色和文化傳統，又能開拓國際視野，吸收世界文明文化，以豐富香港及鄰近地區人民的文化藝術生活。香港文化產業發展局的成立能為西九龍文娛藝術發展區這個香港將來最閃亮的文化品牌造勢，並在國際文化界層面上進行宣傳和推廣工作；
　　第四，以民辦為主的香港文化產業發展局，將引導鼓勵民間團體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建立跨領域的創意合作模式，透過跨國、跨領域合作模式的建立，為香港文化品牌拓展國際市場和建立國際交流平台。文化產業發展局將會為香港文化品牌開拓國際市場，一方面弘揚中華文化的瑰寶，一方面吸收西方文明文化的優良之處。同時，可令香港文化藝術家的文化藝術成果快速轉化為文化商業成果和收益。此外，有利於吸收跨國優秀創意人才，豐富香港的藝術產品進入國際藝術市場，並間接將香港的文化價值帶入全球化的體系。
三、香港文化產業發展局的優勢和工作重點
　　香港在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方面亦具有多項優勢。
　　一、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可為文化和藝術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基礎環境。這也是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最大優勢。除了有良好的環境，中西文化在香港互融交匯，各種不同形式的文化相容並蓄，為發展具有香港特色的文化產業提供了各式各樣、豐富多彩的素材。
　　二、香港有健全的法制，可為本港的文化創意產業提供保障。香港法律中的《商標條例》、《專利條例》、《註冊外觀設計條例》、《2001年版權條例》、《防止盜用版權條例》和《知識產權條例》等多條法例，有效地保障了香港文化創意產業和產品的長久生存發展。
　　三、香港每年都有林林總總的大型文化藝術節目和活動，如四月的香港國際電影節，七月至八月的香港書展、香港動漫節，還有香港藝術雙年展等都為推動香港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四、特區政府積極有效培養及引進創意人才，一方面堅持對教育的投資，積極開發本地人才資源，香港八間本地大學以及香港演藝學院都提供一定數量的學士學位課程，香港職業培訓委員會、香港生產力促進局（HKPC）以及繼續教育學院則負責副學士學位、文憑和證書課程，使學生具備專門技術和職業從業資格。
　　以民辦為主的香港文化產業發展局可以民間主導、爭取政府支持、業界負責的方式開展工作，政府只需投放少量資源加以扶持即可。文化產業發展局的目標是引領香港的文化藝術界團體和人士創造具有香港特色的文化藝術品牌，推動香港成為亞洲的文化創意品牌之都。作為政府、文化藝術界和社會之間溝通的橋樑，文化產業發展局主要有以下五項工作：
　　1.為香港的文化產業制定發展路向和目標；
　　2.為香港文化產業訂立文化品牌標準，打造標誌性文化品牌，作為向世界宣傳和推廣香港文化的亮點；
　　3.每年舉辦香港十大文化產業品牌選舉，推動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4.每年固定舉辦一次大型的國際文化產業博覽會，為香港文化產品開拓市場，促進本地文化工作者與世界各地文化工作者進行學術、藝術、產品交流，將香港打造成國際文化產業的博覽會展之都；
　　5.支持和協助文化藝術團體、文化藝術人士發展文化產品，並推廣產品。與世界各地的文化產業機構合作，使其走向文化市場成為有經濟效益的文化商品。
　　6.營造具香港特色之創意與品味兼具的文化創意產業，運用香港獨特文化的優勢，協助提升文化產業附加價值，創造高附加價值的產品；保護及傳承優良傳統工藝與現代工藝並續發展，進而實現國民生活豐裕及促進國際工藝文化的交流。
　　總之，以民辦為主的香港文化產業發展局的成立將對香港的文化產業發展起到催化劑的作用，可促使香港文化產業的快速生成和香港文化品牌的創立，為香港經濟與社會發展注入新的元素和動力。相信此舉可收一舉多得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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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9月23日
香港聯手深圳廣州澳門共建珠三角國際大都會是繁榮穩定強港富民和實現國家戰略的重大抉擇

　當中國以蓬勃的朝氣走向全球、以博大的胸懷迎接世界的時候，所面臨的國際競爭也越來越激烈。我們的國家需要有特大型的超級國際大都會作為「國家代表隊」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更需要有建立超級國際大都會的戰略發展規劃和實施性的具體建設安排。
　國家發展戰略需要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世界經濟發展新格局也在呼喚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而粵港澳合作要有作為、要有內核、要有目標，也需要把作為、內核和目標落到構建以港深穗澳為主體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圈上。美國一位研究區域經濟的著名專家，通過衛星觀測驚異地發現，中國華南地區的香港和深圳是地球上夜晚燈光最亮的地方之一。他斷言，這是一個新的特大城市將要出現的先兆，他甚至給了燈光連成一片的兩個城市取了一個名字叫「香圳」！
　粵港澳合作是一個方向，是一個過程，也是一個措施，但必須要有實現合作的共同目標。粵港澳合作的目標不是搞幾個大型跨境基建項目和幾個跨境單項合作，而應是戰略性、全方位、高端化、現代型的合作，其合作的深層次內核和目標應該是構建一個以港深穗澳為主體的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圈。港深穗澳必然要攜手構建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這是由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區域經濟融合的大勢所趨，是不以人們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同時，這也是粵港澳，特別是港深兩個城市實現經濟優勢互補、突破各自發展瓶頸、使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和深圳經濟特區面臨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新形勢下，釋放更大能量的必然要求和選擇，亦是提升我國在國際產業分工鏈條中的地位、建設經濟強國，以及世界經濟新格局的需要。對此認識不清或人為的障礙將會延誤打造國際大都會的進程，甚至會因此影響國家發展戰略的實現。令人欣慰和鼓舞的是，中共廣東省委汪洋書記和香港特區曾蔭權行政長官及港深兩地政府，都對兩地經濟融合乃至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予以高度重視。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今年7月在廣東考察工作時強調，要進一步加大粵港澳合作力度，提高合作水平，開創粵港澳合作新局面。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最近在廣東進行調研時也明確指出，廣東要著力推進粵港澳緊密合作。
　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不僅需協調粵港和港深的關係，而且要解決廣州與深圳的「中心」或「龍頭」之爭。實際上，所謂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不只是港深兩個城市，而是應以港深為「中心」，廣佛為「副中心」，澳珠為「次副中心」的港深穗澳為主體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圈或大珠三角國際都市圈。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也是帶動廣東經濟轉型的需要。在大珠三角的合作與發展問題上，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或港深穗澳為主體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圈就如同是一個總綱。抓住這個總綱，就會產生綱舉目張的效果，粵港澳合作和港深穗澳等大珠三角各城市的定位與分工問題，就會迎刃而解。概而言之，粵港澳三地之間的基本利益關係是：合則互利共贏；分則同失皆損；爭則三敗俱傷。
　對於香港來說，參與構建港深穗澳為主體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圈，需要解決好三大難題，做好十大工作。
　三大難題為：1、如何用新思維重新審視「一國兩制」的內涵，深化對「一國兩制」的認識，使「兩制」成為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的優勢而不是障礙？2、如何處理好競爭與利益問題，港深應明確定位、相對分工，實現錯位發展、優勢互補？3、如何定位政府的角色，切實發揮政府在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方面的主導推動作用？
　十大工作是：1、以具體項目為載體，推進深港創新圈合作；2、以推動港深共建人民幣離岸中心為新起點，以兩地證券交易所合作為平台，加強港深金融合作，共建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3、香港應抓住世界迫切需要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的契機，爭取在國家大力支持下，加強港幣作為國際流通貨幣的功能；4、開發邊境區，設立港深河套自貿區；5、以港深兩地航運組合為契機，打造世界頂級航運大港；6、港深分工合作發展總部經濟；7、港深共建國際創意文化之都和國際會展中心；8、以港深兩地基礎設施為對接，構建「港深國際大都會一小時生活圈」；9、港深應建立協同規劃機制，以避免惡性競爭，協調經濟發展；10、力爭將構建港深穗澳為中心的超級國際大都會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和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
一、香港參與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的重大戰略意義
（一）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是香港躋身於世界頂級大都會的必由之路
　1、從香港的邊緣化危機說起
　2006年初，香港展開了一場「邊緣化危機」的大討論。先是時任政務司司長的許仕仁指出，珠三角道路港口基建迅速發展，在位置上較接近貨流的源頭，愈來愈多內地貨品將會捨遠就近，循珠三角的港口直接運貨往外地，可能令香港物流業被邊緣化。隨後，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也指出，內地加快金融體制改革，香港作為內地與境外金融中間人的地位可能被邊緣化。兩位重量級人物發出的警告振聾發聵，在香港社會引起強烈反響。
　香港回歸祖國初期，與內地的合作受到人為的阻礙。這既是因為「大香港心態」作怪，看不起內地；也是由於香港不少人擔心香港會內地化、喪失香港特色，因而以「兩制」為由，劃地為牢，不願意與內地共謀發展大計。香港「邊緣化危機」討論的最大收穫，是從政府到民間就加強與內地合作形成共識，社會普遍認識到，香港的優勢只有與內地融合才能體現出來，否則，香港不僅亞太區金融貿易中心的作用難以發揮，而且還會面臨邊緣化的危機，導致地位難保。應該說，香港認識到這一點，是一個重大的進步。
　進一步來看，香港有了這樣的共識雖說難得，但卻不夠。因為只是為了避免邊緣化而被動的融合，離香港應該扮演的國際大都會角色相差甚遠。香港還應該有更高的志向、更廣闊的視野、更積極的作為主動與內地融合，使香港所在的珠三角地區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經濟體系和國際大都會圈，向世界上的幾個超級國際大都會看齊，在國家的總體發展戰略和世界經濟新格局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
　從「一國兩制」事業的大局來看，1997年英國將香港的主權移交給中國，實現了香港政治意義上的回歸；而唯有實現香港與珠三角的經濟一體化，才可實現香港的全面回歸。因此，香港與珠三角或內地都應認識到兩地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性並共同努力推動兩地經濟融合，這對於「一國兩制」偉大事業的成功，對於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具有深遠的意義。
　2、香港不能單獨成為超級國際大都會，港深穗澳為主體的大珠三角攜手合作是必然選擇
　考察全球國際大都會的發展軌跡可以看到，現代意義上的國際大都會需要較大的空間，往往不是某個城市單憑自己的力量所能達到，一般都是由數個甚至更多功能各異但互為補充的現代化城市組成的具有高度相關性的城市群作為一個整體共同作用的結果。紐約大都會跨紐約州、新澤西州和康涅狄格州，有26個縣，2,200多萬人。紐約港橫跨兩州，港務局稱紐約新澤西港務局。倫敦大都會由倫敦市與32個自治市鎮共同組成，有1,200多萬人。東京大都會包括東京都和周圍7個縣，東京國際航空港成田機場在千葉縣，科技中心輋波科技園在茨城縣。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面積僅1,104平方公里，且80％是陡峭的山坡，人口也只有700萬。從城市面積、人口與經濟總量而言，香港要迅速超過目前與香港同等類型的新加坡等世界次一級的國際化大都市，成為世界頂級的國際大都會，僅靠自己是不夠的。香港與深圳加在一起之後，城市面積有3,000多平方公里，人口超過2,000萬，經濟總量達到2萬多億港元，再加上與廣州、澳門等大珠三角城市群相連接，可發展成為足以與紐約、倫敦國際大都會相媲美的屹立於世界的名符其實的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或「珠三角新的特大都市圈」。
　人們談到深圳的發展奇跡時常常強調：「沒有香港，就沒有深圳」。這話當然不錯。但也不妨反過來想一想：沒有深圳，香港將會如何？這個反思，可以提醒人們極大地關注深圳對香港的特殊地位與作用，從而更加重視港深合作的重要性。
　國家改革開放起步時，中央決定建立深圳經濟特區，其中的一個主要考慮，就是通過深圳與香港「對接」，更好地利用香港發揮深圳在內地改革開放中的作用。時至今日，儘管中國加入WTO實行全面開放，但深圳的這種促進全國改革開放的拉動性作用仍然沒有消失。香港無論是在大珠三角、泛珠三角之內的合作，還是加強與全國各地的經貿合作，在地域上，深圳都是香港向內拓展的橋頭堡和連接點。港深之間能否實現基建的協調、交通資源乃至金融的整合，做到「人暢其行、物暢其流、資暢其通」，直接關係到能否建立並強化以香港為核心、接軌全球、輻射內地的大珠三角、泛珠三角地區經濟體系，關係到能否使香港國際貿易中心、金融中心乃至航運中心的輻射範圍在內地得到更大擴展，關係到能否最大限度發揮「個人遊」對加強香港國際旅遊中心的作用，等等。事實上，隨著港深之間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日益龐大，深圳已經成為許多港人生活的一部分。據統計，香港人在深圳工作和在深圳居住回香港工作的人員已達100餘萬人。兩地經濟、民生聯繫緊密，令深圳河的「兩制」界限漸趨模糊，「港深雙城經濟一體化」已成必然之勢。
　3、構建珠三角國際大都會有利於化解香港經濟結構不平衡難題
　香港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體，缺乏一定比例的製造業，被認為嚴重存在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如果從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的角度看問題，香港的這一經濟難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化解。
　從世界上幾個超級國際大都會的形成過程及其特徵來看，國際大都會的核心城市都是專注於管理、統籌、融資等高增值環節，以服務業輻射全國及海外，本身毌須自給自足，亦無須另行發展自己的工業龍頭產業以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因為周圍的經濟腹地可以在發展製造業及各種生活必需品方面為其提供經濟支撐。因此，國際大都會核心城市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就是製造業生產工序不斷轉移往低成本地區的過程。香港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實施對外開放起，其實就一直沿著這個方向發展。
　不過，香港雖然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卻是一個獨立關稅區，還有人口管制的邊境，不像倫敦和紐約分別處於英國和美國境內，人員、貨物、資金、服務可以自由進出。如果能夠通過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不斷提升人員、貨物、資金、服務進出的自由度，加快與珠三角的經濟融合，香港就能夠通過與深圳和整個珠三角的優勢互補，以大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作為經濟腹地，為香港的高端服務業提供支撐，為香港的經濟發展及就業提供穩定的支持。顯然，從港深穗澳為主體的珠三角共建超級國際大都會圈的視野來考察和研究，香港經濟結構不平衡的難題，可以在與珠三角加快經濟融合的過程中得以化解。
(二) 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實質是打造港深穗澳為主體的珠三角世界頂級大都會圈
　1、從廣州與深圳的「中心」及「龍頭」之爭說起
　無須諱言，在廣東的經濟發展規劃中，存在廣州與深圳「誰是中心」及「誰做龍頭」之爭。如果從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以至港深穗澳為主體的大珠三角都會圈的角度來審視和規劃大珠三角的發展，這個爭論多年而又相持不下的難題，便可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上獲得解決。
　比較而言，長江三角洲經濟區以上海為龍頭和中心，環渤海灣經濟區以京津為龍頭和中心，是無可置疑的；惟獨大珠三角經濟區，香港按其已有經濟實力理應成為龍頭和中心，但受到「兩制」和「邊界」的限制而與珠三角經濟融合並不暢順，令香港的龍頭和中心地位弱化，從而使得廣州與深圳在珠三角經濟格局中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龍頭」與「中心」之爭。
　這一現象，既說明香港如果不能加快與珠三角的經濟融合，沒有大珠三角的強力支撐，不僅其國際上的優勢地位會受到嚴重影響，而且在大珠三角中的龍頭和中心地位也會被嚴重削弱；同時也顯示，如果香港的龍頭和中心地位受到局限或弱化，必將直接影響大珠三角的經濟整合及整體優勢的發揮。由此也可以看到，如果香港的龍頭和中心地位得以凸顯並實質性地發揮作用，將有利於解決廣州、深圳各自的定位與分工，並有利於帶動整個粵港澳地區的經濟大發展。
　2、港深、廣佛、澳珠在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圈中的定位與分工
　(1) 港澳深穗沒有各自腹地，除了合作別無選擇
　香港要成為世界級的金融貿易中心，離不開與內地的經濟融合尤其是廣東的支持。但如果珠三角僅僅只是作為香港的配角，那麼廣東的地方利益會受到嚴重的衝擊和影響，廣東呼應這種安排的可能性會比較低，粵港合作也難免障礙重重。同時，大珠三角內的港深、廣佛、澳珠之間也有一個定位與分工協調發展的問題。因此，要構建港深穗澳為主體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圈，必須解決大珠三角區域中不同中心城市的定位與分工問題。
　港深穗澳首先必須面對一個現實，大珠三角的這四個城市只有共同的腹地，這與長三角的城市上海、杭州和南京都有各自的腹地明顯不同。港深穗澳沒有各自的腹地，要想做大做強，除了攜手合作別無選擇。
　同樣不可回避的是，作為大珠三角的競爭對手，長三角以上海為龍頭，近年來飛快發展。廣東不僅人均生產總值被長三角超越，在國際上的名聲與鋒芒更遠遜上海。港深穗澳如不加強合作，大珠三角在全國經濟格局中的優勢地位將會不斷下降，構建珠三角國際大都會更無從談起。
　(2) 香港過去和將來都是大珠三角的經濟龍頭
　現代意義上的國際大都會都是建立在一個經濟圈和城市群基礎上的，一般都是由數個甚至更多功能各異但互為補充的現代化城市組成的具有高度相關性的城市群作為一個整體共同作用的結果。在21世紀全球化的競爭中，以紐約、倫敦、東京等大城市為中心形成的大都市群正成為這場競爭的主角。在這個意義上說，如何健康地發展大城市群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最大課題。中國社會科學院《2008年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以「城市，群起群飛襄中華」為主題，凸顯了當今世界城市群競爭的主要趨勢和特點。
　在大珠三角，港深－廣佛分開看是兩個中心，香港－深圳－惠州－東莞－廣州－佛山分開看是6個城市，但實際上是一條國際都市帶，加上江門－中山－珠海－澳門4個城市連在一起，就是一個國際大都市圈。因此，從地域範圍上看，所謂港深穗澳為主體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圈，不只是港深穗澳四個城市，而是以港深為「中心」，廣佛為「副中心」，澳珠為「次副中心」的港深穗澳大都市圈或大珠三角都會圈。據測算，在大珠三角已經開始形成一個面積達46,000平方公里，人口5,500萬，地方生產總值約6,900億美元的準世界級經濟區。預計到2020年，大珠三角都會圈常住人口可超過6,000萬人，地方生產總值超過13,000億美元，人均地方生產總值超20,000美元，將成為綜合經濟實力位居世界前列的國際大都會圈。
　大珠三角還須承認的一個現實：只有香港才有經濟實力和條件成為龍頭和中心。廣東改革開放30年來的發展速度之所以超過內地其他省市，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香港在大珠三角的發展中有效地發揮了對外開放窗口和龍頭的核心城市作用。如果香港的地位和作用弱化，整個大珠三角在國家乃至國際上的地位都會受到影響。因此，鞏固和加強香港的地位，是大珠三角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將對大珠三角經濟一體化起到非常大的促進作用。
　不過，與改革開放的前期香港可以獨力充當龍頭不同，面對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浪潮之下以城市群為代表的區域共同體進行角力的現實，香港必須與深圳乃至廣州等大珠三角城市群攜手打造超級國際大都會，才可能真正扮演大珠三角經濟龍頭的角色。事實上，香港在過去20多年完成製造業擴散的同時，本身的技術創新也隨之萎縮，沒有國際上新興的高技術門類和產業，也沒有大規模的研發活動和投入，而高端服務業也由於「邊界」的限制不可能向製造業那樣自由轉移。近年來，香港帶動大珠三角產業走向價值鏈高端化的能力和功能明顯減弱，腹地拓展功能也隨之衰退。打造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的一個重要戰略意義，就是通過港深的優勢互補，建立深港創新圈，將港深穗澳等城市整合為大珠三角地區的增長極核，以重建和恢復香港乃至深圳、廣州對大珠三角以及泛珠三角的經濟帶動功能，成為該區域發展的引擎。
　必須指出的是，深圳能夠與香港共同作為中心來攜手構建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不是取決於深圳的主觀願望或上級的行政安排，而是因為深圳與香港有一種珠連璧合性的天然合作關係，是由自然的地緣和市場的經濟要素所決定的。這種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合作，才可能具有經濟的發展潛力和長久的生命力。如果靠行政性的干預搞「拉郎配」式的合作，最後的結果可能是強扭的瓜不甜，難成正果。
　(3) 世界頂級大都會都有「副中心」
　我們還須看到的是，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不僅不會排斥港深與廣州及其他珠三角城市的合作，更不會影響廣州作為區域國際中心城市的地位，反而更須密切與廣州及其它城市的合作。事實上，世界三大超級國際都會，都有中心和副中心，如，倫敦大都會有西北面的鄰近城市伯明翰作為副中心；紐約大都會有北面的鄰近城市波士頓作為副中心；東京大都會有南面的鄰近城市橫濱作為副中心。副中心城市的功能在於拓展腹地，為整個超級大都會提供強大的經濟支撐。而副中心本身也在超級大都會的發展過程中得以壯大和擴展，不斷提升自己的經濟能量和國際地位。實際上，上述三個頂級大都會的副中心城市，也都是世界頗為著名的國際城市。換句話說，缺乏副中心的大都會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國際大都會。一般來講，世界上的國際性城市大致可分為全球性國際城市、區域性國際城市、國家性國際城市、國家內的地區性國際城市等四個層次。廣州在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中的定位，可以從這些副中心城市的發展中得到啟示，努力爭取在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的過程中，發展成為享譽世界的區域性國際大都市。
　(4)在大珠三角國際都會圈中，港深應為「中心」，廣佛為
　「副中心」，澳珠為「次副中心」
　在大珠三角國際都會圈中，港深、廣佛、澳珠等主要城市應作以下定位與分工：
　港深作為「中心」，主要發展高端服務業、高科技產業，建成世界級的金融、物流、會展、貿易、文化產業及高科技產業中心，目標是成為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的龍頭和全球性國際城市。
　廣佛則扮演「副中心」角色，主力發展汽車、造船、電子等先進製造業和物流業、高端服務業、會展業，並作為大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的區域中心發揮聯結港深與大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地區，進而拓展港深穗澳為主體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圈腹地的功能，目標是成為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的次中心和世界著名的區域性國際大都會城市。
　澳珠作為「次副中心」，將主力發展旅遊業、會展業、服務業、環保產業、循環經濟、宜居城市等，發揮溝通連接大珠三角的粵西南與泛珠三角的大西南地區的作用，並扮演大珠三角與歐盟、葡語國家的中介與商貿服務平台的角色，目標是成為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圈的國家內地區性國際城市。
　至於惠州、東莞、江門、中山等城市則應主力發展先進電子業、新型化工業、現代製造業、高端輕工業、綠色環保產業、高增值農業、服務業等，積極參與並支持港深穗澳為主體的珠三角大都會的生成和發展，目標是成為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圈的國內知名城市。
　廣佛作為大珠三角國際都會圈的「副中心」，扮演著大珠三角國際都會圈聯結和拉動泛珠三角地區經濟發展的至關重要的角色。在國際產業大循環和國內特別是泛珠三角區域產業循環的總鏈條中，大珠三角需與泛珠三角第二、第三梯度地區形成異構互補共贏發展格局，避免同構競爭互損局面的出現。解決這一問題的矛盾主導面在先行發展的廣東，並取決於廣東的戰略定位和戰略走向。對此，如果廣佛能夠在構建港深穗澳為主體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圈的過程中，實現由工業經濟向後工業經濟的過渡，將不僅使廣佛乃至廣東經濟發展進入一個全新的境界，而且會形成與第二、第三梯度的泛珠三角地區異構互補發展新格局，必將有利於輻射和推動第二、第三梯度地區特別是泛珠三角地區各省區的經濟發展，既可更好地服務於全國發展大局，更能大大加強港深穗澳為主體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圈的經濟腹地。
　對於作為「次副中心」的澳珠「雙子城」來講，對內可連接珠三角的粵西南、泛珠三角的大西南地區；對外可加強與歐盟、葡語國家的聯繫。從作為澳珠腹地的粵西地區來看，雖然相對於珠三角東部地區起步較晚，但農業與海洋資源豐富，海洋生物、醫藥、化工和臨海重化工業發展的潛力較大。同時，粵西地區還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通過粵西地區，澳珠還可以將經貿服務功能延伸到西南內陸地區，發展成為西南地區的物流轉運樞紐，從而構建更大的經貿服務平台。澳門不僅是國際旅遊博彩中心，而且與葡語國家有一種特殊的聯繫。由國家商務部推動的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在澳舉辦，並設立常設機構，有力推動澳門在中國的對外經貿體系之中發揮新的作用，更凸顯了澳門的比較優勢。在大珠三角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中，澳珠可以構建粵西經貿服務平台，協助粵西走向世界，把粵西的名優產品轉口到歐盟、葡語系國家以及東南亞等地。
　至於作為「中心」的港深須保持「開放都會」的觀念，需要有「城市群意識」，不要將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局限於港深，而必須放眼整個大珠三角城市群乃至泛珠三角經濟區，在強調港深經濟融合的同時，必須重視港深與穗澳等大珠三角城市群乃至泛珠三角各省區之間的合作，以形成和擴展港深穗澳為主體的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圈的直接經濟腹地和強大能量支撐地。
　顯然，在港深穗澳為主體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圈這樣的大格局中，廣佛作為「副中心」、澳珠作為「次副中心」，絕不僅僅是港深的配角，而是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作夥伴和支撐，既與港深配合，又有自身的發揮空間。大家各自發揮得越好，港深穗澳為主體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圈越會形成更加強大的經濟聚集效應，經濟腹地越會進一步向泛珠地區拓展，整體實力越會進一步提升，區域經濟大餅亦會越做越大，各大城市中心越會在與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產生協同效應的過程中相得益彰進而發展壯大，形成「多贏、共贏」的新格局。
　3、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也是帶動廣東經濟轉型的需要
　事實上，目前廣東的發展已進入了瓶頸區。改革開放前期，港澳向外轉移第二產業，促進了珠三角地區的經濟增長。但由於這些企業多數是勞動密集型企業，技術、品牌與銷售渠道均不在自己手中。在20多年的發展中，大部分企業僅僅只是規模擴大了，卻依然處在生產鏈的最低端，拖慢了廣東的發展，令珠三角的發展出現了土地、資源、人口、環境四個「難以為繼」的困境。與先進省市相比較，廣東存在的最突出問題有兩個：
　一是人均發展水平落後。廣東省的人均GDP明顯低於江蘇、浙江等地區，由1996年相當於浙江的95.7%下降到2006年的88.9%，年均增速近十年來在東部沿海省市中排在最後一位。
　二是環境資源壓力加劇，土地瓶頸制約突出。廣東以佔全國1.87%的土地面積，承載了佔全國9.8%和4.1%的工業廢水和廢氣總量。目前廣東省的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珠三角的產業結構已經變成「兩高一低」，即高能耗、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產品。
　顯然，經過30年的發展，廣東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升級已經到了迫在眉睫、刻不容緩的地步。
　為了推動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升級，實現新一輪大發展，廣東提出了「雙轉移」戰略，即推動珠三角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西兩翼、粵北山區轉移，推動東西兩翼、粵北山區勞動力向當地二三產業和珠三角發達地區轉移。這個被稱為「騰籠換鳥」的戰略，就是要將相當部分低附加值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從珠三角的中心城市轉移出去，騰出更大空間承接國內外先進製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高附加值產業，提高產業綜合競爭力，同時降低外來人口數量，緩解未來面臨的人口和社會管理壓力。
　需要指出的是，珠三角產業發展到今天的龐大加工貿易體系，已形成完善、配套的產業鏈和服務網，不可能「連根拔起」。所謂「轉移」，實際上有些像當年香港製造業北移珠三角一樣，形成類似「前店後廠」格局。將來珠三角中心城市部分加工工序按「雙轉移」計劃轉到粵北、粵東、粵西以至泛珠其他地區之後，其研發、物流、銷售等高端環節仍會留在珠三角中心城市。因此，怎樣提升珠三角中心城市服務業的地位和功能，形成新的「前店後廠」，是最值得關注的新問題。在珠三角城市正推行「騰籠換鳥」政策的過程中，不可能像過去那樣依賴低地價、低稅收優惠的方式引來「大鳥」，而須依靠優化產業鏈，完善配套，改善服務來吸引外資。
　不過，珠三角現時加工產業的比重較大，第三產業的比重一直偏低，現時較為活躍的，只是餐飲、娛樂、零售等較低層次的生活消費型服務業，生產服務型的服務業如物流、金融、會計、法律、資產評估、專利代理、設計服務、動漫產業、創意文化、社會培訓等，則發展較緩慢。有鑒於此，未來珠三角中心城市的「騰籠換鳥」，引進香港服務業的「鳥」是重點之一，以加大珠三角中心城市服務業對區內及周邊地區的支援力度。事實上，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商貿樞紐和創意中心，可以協助廣東發展金融、商貿、物流、會計、法律、設計、動漫等現代服務業及創意產業。粵港的金融服務業合作，恰恰是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的核心內容之一，因而將對廣東的經濟轉型產生巨大的帶動作用。所以，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也是廣東實現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升級的現實需要。
　今年7月份簽署的新的CEPA補充協議五，進一步放寬香港服務業進入內地市場的准入條件，特別是規定有些優惠政策只是在廣東「先行先試」，顯示中央把推進粵港合作的著力點放在服務業方面，以促進粵港優勢互補，深化粵港合作。這不僅從制度上為本港服務業界進入內地尤其是廣東提供了方便，有利於拓展香港服務業的腹地，同時也正切合了廣東經濟轉型的需要。CEPA補充協議五可以看作是推進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的一個重要步驟和內容。
　4、大珠三角城市群需要系統規劃
　對照一些世界級城市群的成長經歷和發展現狀，大珠三角都市群要進一步協同發展，提升整體功能，需要解決總體規模偏小、中心城市偏弱、層級結構失衡、內部競爭無序、資源環境緊張、基礎設施重複、產業低效同構、市場區域分割、城際交通滯後等問題。由於這些問題的存在，直接與區域規劃缺失有關，因此，大珠三角城市群需要進行系統規劃：首先要制訂城市群綜合規劃，包括城市群規模、級別、空間結構、功能定位、發展目標；其次要制訂空間一體化的土地利用規劃，產業發展與佈局規劃，各類經濟社會專項規劃。有了完備的發展規劃體系，將極大推動珠三角城市群快速、協調、有序發展，最終成為世界級城市群中重要的一極，成為與紐約、倫敦相匹敵的國際頂級大都會圈。
(三) 實現國家發展戰略需要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
　1、2030年，中國將出現一個世界頂級大都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今年3月份公布的《2008年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預測，到2030年，中國將出現一個與紐約、倫敦、東京相比肩的世界頂級大都會。中國社科院作出這樣的預測，是因為根據國家中長期發展計劃，到203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大中華圈經濟實力將接近美國，也接近歐盟。2030年的中國，不僅要求而且有條件建成類似紐約、倫敦這樣的世界級國際大都會和國際金融中心，對內承擔推進經濟成長和引領開放戰略升級的重要任務，對外發揮佔據國際市場的制高點，掌控國際資源的配置，涉入國際標準的制定，參與全球競爭，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重大功能。
　比較而言，香港與深圳乃至廣州、澳門聯手，最有條件成為中國的超級國際大都會。從國內城市的排名來看，中國社會科學院今年3月28日公布《2008年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綜合競爭力前十名的城市為香港、深圳、上海、北京、台北、廣州、高雄、蘇州、杭州、天津。名列第一位、第二位的香港、深圳與第六位的廣州聯手，稱得上是「強強合作」，最有條件和機會在2030年前成為中國首個或者中國唯一的世界頂級大都會即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
　從中國城市在國際層面的排位情況來看，據國際權威機構的評級分類，在三類8檔的世界級城市分類中，中國排名最靠前的城市是香港，排在一類2檔，位列同檔的芝加哥、法蘭克福之後；北京和上海分別列在三類2檔和3檔。可見，在中國的城市中，香港最有可能成為頂級世界都會；但就現實而言，僅靠香港自身發展則很難達到，必須聯手深圳乃至廣州及其他珠三角城市，形成一個城市群或者大都市圈，方可與紐約、倫敦及東京、巴黎並駕齊驅。
　2、服務國家發展戰略是香港的歷史責任
　香港為什麼要實行「一國兩制」並且五十年不變？鄧小平先生當年講得很清楚，「不只是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著密切的關聯。」所謂中國的發展戰略，就是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在上一世紀提出的「三步走」跨世紀戰略構想：第一步，國內生產總值到八十年代末翻一番，解決溫飽問題；第二步，到世紀末，國內生產總值再翻一番，基本達到小康；第三步，二十一世紀再花五十年時間，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是一個與國際市場運作和慣例完全接軌的著名國際商貿中心、國際物流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資訊中心，具備調配全球資源的基本條件，包括區位優勢、世界級的基礎設施、居全國各城市之首的經濟規模、多功能服務中心的地位，以及多年來所建立的法律、制度和所積累形成的國際化優勢等。香港的這些優勢和特色，是內地城市所不具備的。在香港回歸祖國之後，仍然保留其有別於內地的原有制度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發揮香港在服務國家發展戰略方面的獨特作用。國家在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中取得巨大成就，香港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功不可沒。在本世紀30年代，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需要有自己的超級國際大都會。香港攜手深圳乃至廣州等珠三角城市構建國際大都會，正是時代賦予香港的重大歷史責任。
　3、粵港澳須有共同的憂患意識
　大珠三角都市圈要爭當團體冠軍，不能個個城市都只想著自己當單打冠軍。大珠三角現在面對的主要問題，不是單個城市如何發展的問題，而是整個大珠三角怎樣整合與提升整體綜合競爭力的問題，如何在國家發展戰略層面發揮更大作用的問題。構建港深穗澳為主體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圈，不僅是粵港澳的事，也是國家的事。在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即港深穗澳為主體的大珠三角都市圈問題上，粵港澳須有共同的憂患意識，這既是指粵港澳本身的大珠三角層面的憂患意識，也包括粵港澳對於國家發展戰略的憂患意識。
　從大珠三角層面來講，一方面是香港如果不能通過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來加快與珠三角及內地經濟的融合，就無法擺脫邊緣化的危機。另一方面，廣東改革開放30年來雖然發展速度快，經濟總量大，但發展方式仍然粗放，結構不夠優化和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傳統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發展模式尚未根本轉變，產業競爭力不強。廣東不能「小富即安」，而須有憂患意識，要像改革開放初期期盼從香港招商引資那樣，高度重視推動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以帶動整個大珠三角的產業升級，提升大珠三角在國際層面的競爭力。
　從國家發展戰略層面來看，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如果因為人為障礙而不能落實，將會影響國家發展戰略的實現。雖說到203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有條件在中國的土地上建成一個超級國際大都會，但不等於這個國際大都會將自然而然地在中國出現，還要靠我們的主觀努力。一個最明顯的例證，是經濟總量位列世界第三的德國，其2007年的GDP高達32,800億美元，較英國的25,700億美元和法國的25,200億美元分別多出近三成，但卻沒有在自己的國土上出現一個類似英國倫敦這樣的國際大都會，即使像巴黎這樣稍次一級的國際都會也沒有出現。而因為缺乏這樣一個超級國際大都會，不僅德國對世界的經濟影響受到限制，而且其在發展高端服務業及搶佔全球經濟制高點方面，也處於不利的位置。
　在構建超級國際大都會的條件方面，香港無論是國內、國際的排名，還是「一國兩制」之下所具有的國際化優勢，都是內地其他城市包括上海、北京等無法相比的。在香港難以獨力成為世界頂級大都會的情況下，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必然選擇。倘若因為推動不力甚至由於人為障礙而延誤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到2030年時我國沒有自己的世界超級都會，出現德國今天所面對的困局，影響國家總體發展戰略的實現，恐怕誰也無法承擔這個歷史責任。
(四) 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的條件已經成熟
　首先，從雙方官方層面來看，粵港及港深兩地政府已就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形成共識。
　除中共廣東省委汪洋書記對此高度重視外，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於2007年2月明確提出「與深圳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共同建設世界級都會」，並希望「建立雙方緊密合作關係，尤其是在科技及金融方面」，希望「協調兩地基建的興建和使用，發揮最大協同效益」。對此，深圳市市長許宗衡隨後在3月25日的記者招待會上作出熱烈回應：這是深圳長期以來的強烈願望，在相關的研究報告，包括政府的文件中，深圳早就表達出了這樣的願望，真誠希望我們攜起手來，共同實現這一目標。
　2007年8月13日，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辦的首屆「港深合作論壇」上，雙方則直接以「共建國際大都會」為主題開展了廣泛的討論，香港署理行政長官唐英年和深圳市市長許宗衡都親自到會發表演講，在港深兩地引起強烈的反響。2007年10月10日，曾蔭權在第三屆特區政府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中特別強調：我提出港深共建大都會，深化港深合作，深圳方面作出積極回應。我們雙方都認同這個目標，並初步就此交換意見。
　由此可以清楚看到，港深雙方已就構建港深國際大都會形成基本共識，並就合作的方法和模式展開具體探討。
　其次，從香港民間來看，香港社會各界和廣大市民認同構建港深國際大都會。
　今年3月公布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香港市民對港深國際大都會有著很高的認同，贊成建設港深國際大都會的市民高達69.8％，大部分市民贊成或支持政府制訂實施建設港深國際大都會的戰略。這主要緣於多數市民對港深國際大都會有較好的預期，有近五成的受訪者認為港深合作發展會對香港產生積極的影響，只有兩成的受訪者表示會帶來負面的影響。就香港所面臨的城市競爭來看，雖然港深地域臨近，在城市發展上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是市民並未將深圳視作潛在的競爭者（只有7.5％的受訪者認為深圳是對香港構成競爭的城市），而上海（有49.8％）和新加坡（有26.7％）則被市民認為是對香港地位構成最大威脅的兩個城市。
　值得留意的是，即使是不同政治傾向的香港市民，都對港深國際大都會持積極的態度，這反映了香港社會正在走出回歸後是否與內地融合的社會分歧，建設港深國際大都會的共識正在形成。社會各界都希望通過港深國際大都會建設，與內地建立更加密切的聯繫。
　再次，從兩地融合的實際情況來看，經過近30年的發展，港深在經濟領域、城市建設、居民生活等各方面廣泛融合，港深經濟逐漸向一體化發展，港深國際大都會正在逐漸形成，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深港合作也已積累了經驗，達成了共識。整個國家經濟的高速成長，亦為港深共建國際大都會創造了更好的條件。總之，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的條件已經成熟。
二、香港參與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之難點和出路
(一) 如何深化理解「一國兩制」
　1、用新思維重新審視「一國兩制」的內涵
　一般來說，「一國兩制」應該是一種互補優勢。這種優勢，正是鄰近香港的深圳及廣東在改革開放前期發展速度高於長三角及內地其他地區的重要原因。不過，隨著兩地的經濟融合往深層次發展，港深、港粵之間因「兩制」的分隔而造成的困難和障礙日益凸顯，經濟一體化的難度正在上升。這也正是大珠三角經濟融合速度明顯慢於長三角地區的重要原因。
　如何使「兩制」成為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的優勢而不是障礙，關鍵是要與時俱進，用新思維重新審視「一國兩制」的內涵，不斷深化對「一國兩制」的認識。「一國」與「兩制」的關係，不僅有通常所說的「前提」與「派生」的關係，即「一國」是「兩制」的「前提」，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而且也是「目的」和「手段」的關係，即「一國」是「目的」，「兩制」是「手段」。「兩制」作為「手段」，主要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二是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對此，基本法在序言中已清楚載明：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正因為如此，中央一再強調，維護香港長期的繁榮穩定，是中央考慮香港問題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因此，我們可以反過來思索：如果不能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兩制」的意義又何在呢？由此可以進一步推論：如果我們有關「兩制」的觀念及習慣思維有礙於粵港或港深兩地經濟融合、不利於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那麼，這種觀念及習慣思維是否符合「一國兩制」的本來意義，是否應該作出改變呢？再進一步說，如果現在的一些具體規定和做法有礙於粵港或港深兩地經濟有效融合、不利於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那麼，這些具體規定和做法是否符合「一國兩制」的本來意義，是否也應該作出調整呢？
　 2、用經濟融合的大觀念理解「一國兩制」
　雖說在回歸初期，「兩制」之間的分界、隔離被人為強化，阻礙了兩地之間的合作與交流，但現在的情況已大不相同，粵港或港深兩地最關心的，是如何盡快減少各種限制，盡可能實現人員、貨物、資金和服務的自由流動。一方面，在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的進程中，如何更好地借助香港優勢，已是廣東和深圳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思路；另一方面，在同深圳的合作中尋求珠三角乃至祖國內地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更強勁的發展動力，也是香港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經濟融合、共同發展，已成為粵港和港深兩地的共識，尤其港深兩地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經濟及利益格局。在經濟發展問題上，無論深圳還是香港，都不能完全排開對方而自行其是。港深經濟正在日益密切融合，這已是公認的事實。
　從兩地經濟融合的大觀念來理解「一國兩制」，可以清楚地看到，粵港或港深融合所強調的，不是「兩制」之間的分野隔離，而是「兩制」之間的兼容互補，形成特殊的資源優勢；尤其港深融合所重視的，不是兩地各自的利益競爭，而是雙城共贏的整體效益，也就是通常所說的「1+1>2」，全面提升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在世界經濟新格局中的競爭力。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的過程，就是兩地充分融合的過程。沒有真正的融合理念和心態，將「兩制」當作一種理所當然的分隔屏障，只會導致兩地貌合神離，面和心不合，表裡不如一。這樣，一個共同面向世界、服務全球的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是不可能建成的。
　從兩地經濟融合一體化的大觀念出發，港深為中心聯手廣州、澳門等珠三角城市共同構建一個港深穗澳為主體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圈，GDP、貿易、航運、金融、高端服務業、總部進駐等方面的指標和數據都可以視為一個整體合併計算，以顯示並增強能夠與世界頂級大都會抗衡的經濟總量及其對外的影響力、輻射力和吸引力。
　3、使「一國兩制」成為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的優勢而不是障礙
　深化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和理解，應使「兩制」成為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的優勢而不是障礙。對此，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香港須保持自身的國際化特色。這不僅是為了消除香港在與廣東經濟融合過程中避免內地化的憂慮，更重要的是，已與國際接軌的社會文化、商業環境、市場體制和法律制度，是香港的最大優勢，是值得廣東學習借鑒的主要內容，也是香港能夠作為龍頭帶領大珠三角發展成為超級國際大都會的最重要條件。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了保持這種國際化的特色，以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和穩定。
　二是香港需要對現有的一些有礙於兩地經濟融合的具體規定和做法作出改變和調整，包括政府應更新施政理念，重視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加快邊境開發，盡可能方便實現人員、資金、貨物和服務的自由流動，實現優勢互補，推進經濟融合等。
　三是廣東應學習和借鑒香港的成功經驗及機制。從經濟發展上來講，珠三角要構建世界級的大都會，須實行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結構。在這個問題上，港深穗澳必須高度融合，不應該也不容許有甚麼實質性的差別。否則，就不能成為超級國際大都會。在大珠三角的都市圈中，香港市場經濟體制是國際公認的成熟市場經濟體制。廣東要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向香港學習和看齊。在社會文化體制上，香港社會文化的開放性及多元化，社會保險、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的多元化，政府、社會和市場相對分擔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也有值得廣東借鑒的地方。在政制方面，香港政制結構當然不能照搬，但是必須認真面對和研究，應當借鑒的也可以借鑒。這不僅可以消減粵港澳合作的體制障礙，而且有利於廣東或內地在發展民主過程中少走彎路，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震盪。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粵港或港深之間在推進經濟融合的同時，注意在社會政治層面相互吸收某些制度性安排的積極因素，在社會政治層面實現一定程度的融合，不會改變香港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反而會兼容兩種不同制度的長處，形成特殊的資源優勢，全面提升大珠三角在世界經濟新格局中的競爭力。鄧小平先生曾經說過，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粵港之間這種一定程度的全面性融合，不僅有利於鞏固和加深經濟方面的融合，而且也是真正達至五十年之後不變、實現香港與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社會環境和制度性條件。
(二) 如何處理好兩地競爭與合作的關係
　1、兩地合作不排斥競爭
　不可回避的是，粵港及港深之間在合作的同時，也存在著競爭。實際上，合作不可能排斥競爭。在改革開放前期，港商大舉北移，利用內地的廉價勞動力和生產資源，很「自然」地完成了粵港之間各自的經濟轉型，廣東成為了龐大的生產和出口基地，香港則升級為服務業和金融業發達的國際城市，形成「前店後廠」的格局。在這個合作過程中，粵港兩地各獲其利，競爭的問題並不突出。隨著廣東經濟的快速發展，深圳、廣州等中心城市的服務業迅速崛起，與以服務業為主的香港之間的競爭則日益明顯。
　必須看到的是，中央要保持和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的地位，但不等於因此而放慢甚至壓抑珠三角或內地經濟中心城市的發展。如珠三角的經濟中心城市深圳、廣州，除了珠三角地區的製造業發展需要其有相應的服務業支撐之外，同樣也需要走向世界，希望在國家的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新格局中扮演某種國際中心的角色。它們的崛起，必然與香港的固有優勢產生競爭，如廣州和深圳的機場擴張、貨運碼頭建設、會展業迅速崛起，都對香港的優勢產業構成具體而實在的威脅。
　不過，不應在強調合作時，只是從負面的角度看待競爭。事實上，區域經濟內一定程度的競爭並不就是「零和博弈」，而是有利於消除區域內部的障礙和壁壘，有利於達至某個城市無法承載的功能向其他城市轉移。區域內一定程度的競爭，有利於擴大經濟規模，提升整個區域經濟的綜合競爭力。
　 2、兩地需有明確定位、相對分工，實現優勢互補
　需要強調的是，粵港及港深合作，關鍵是「互利」，目標是「雙贏」。只有找到了「互利」的結合點，實行錯位發展、優勢互補，才可能達至「雙贏」的目標。否則，合作就無從談起。雖然說適當的競爭是必然存在的，但是最終還是要合理平衡各方利益，明確相對分工，達至優勢互補。如果忽視優勢互補、合作雙贏和長遠利益，就會陷於惡性競爭。事實上，粵港及港深融合包含了融與合，即交融與合作，任何一方都不能將自己的如意算盤打到最響亮，而忽視對方的需要。在全球進入了區域經濟競爭的年代，把大珠三角經濟區做大做強，比個別城市單打獨鬥、互相消耗的效益大得多，整個地區進入高速發展軌道，大珠三角地區都將得到更大的經濟利益。粵港面對全球激烈競爭，兩地均要以國際視野，將大珠三角作為一個經濟整體，放入全國、全球經濟分工的體系內考慮，以共同謀取最大利益。
　目前，粵港及港深合作的一個重要缺位，就是缺少戰略層面的互動與合作，即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粵港及港深缺乏將優勢整合，聯手參與國際競爭的戰略共識。廣東由於地廣人眾、市場巨大，具備產業集聚的優勢；香港的優勢則在於直接與國際市場接軌。因而，粵港雙方的優勢是互補的。香港必須客觀面對珠三角的崛起，不能抱有在區域經濟中獨大的思想；廣東也應從區域經濟整體發展的高度去探討和制定兩地優勢互補的辦法。粵港及港深如果能夠加強融合，高屋建瓴地看待兩地合作，通過建立利益協調和產業規劃機制，以形成相應的產業分工和鏈化重組，聯手開拓國際市場，延伸國內腹地，盡快形成相應的國際高端服務業體系和能力，則「同構競爭摩擦」的惡性競爭便可以避免。
(三) 如何定位兩地政府的角色
　1、區域一體化的特徵是政府的制度性行為
　與經濟全球化中自發的、民間的、非制度性的市場性行為特徵不同，區域經濟的一體化是各個主權國家、經濟主體和關稅區在體制和機制上的銜接，它的主要行為特徵是政府的、官方的、有組織的制度性行為，並展示出充分的制度性效益，如分階段降低關稅甚至取消關稅等。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實現粵港澳經濟融合，正是大珠三角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體現，政府的主導推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與改革開放前期港商搬廠到內地不同，現在要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進行粵港融合，必須依靠大量政府行為，在經濟、法律、社會、政治、行政體制各方面調節配合，否則根本無法成事。
　然而，粵港及港深兩地政府在施政理念上，政府作用完全不同。在推動港深融合事宜上，深圳市政府擔任主導角色，走在企業前面，態度積極主動，有規劃、有措施、有行動。香港特區政府雖然也主張和支持港深融合，但在具體措施上，秉承一貫崇尚的自由經濟思想，希望通過企業活動來達到與深圳融合目的。這是目前港深兩地政府在合作節奏上出現明顯不一致的基本原因。
　現在，這種情況正在發生改變。最近發生的三個事件具有重要的指標意義：一是香港特區政府與粵澳政府就港珠澳大橋的融資方案達成共識，同意以效益及費用比例相等的原則，分擔補貼費用，港方負責50.2％，粵方為35.1％，澳門為14.7％。二是香港特區政府決定採用專用通道並自行出資興建港深廣高速鐵路香港段。三是港深兩地政府與世界五百強之一的杜邦公司，簽署「深港創新圈—杜邦太陽能光伏產業與科技發展項目」合作意向書，杜邦進駐香港科技園建立其全球光伏電薄膜業務及研發中心，在深圳光明新區投資興建相關的生產基地。這是在香港特區政府大力游說之下落實的「深港創新圈」首個投資項目。這三個事件顯示特區政府既不純以商業效益為考慮來推動大型跨境基建項目，也不局限於「積極不干預」的舊思維而主動出擊，不僅是希望以基建銜接及大型合作項目來整合港深融合的經濟佈局，防止香港被邊緣化，更重要的是凸顯加快與珠三角融合的決心，顯示政府大力介入大型跨境基建以及推進粵港經濟融合的時代已經到來。
　2、政府主導推動與市場運作實施並行
　粵港及港深合作從初期主要由民間唱戲，到現在提升至政府主導推動，是一個重大的轉變。在政府走向前台的情況下，有必要進一步釐清政府與市場的不同功能和作用，以更好地推動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的進程。
　本人認為，在粵港及港深合作中，應該是「政府主導推動」，「市場運作實施」並行。所謂「政府主導推動」，是指政府「主導」跨境規劃和大型基建，「推動」跨境合作項目。跨境規劃本身就是政府的權力和責任。跨境基建需要政府主導，否則就會久拖不決，如港深廣高速鐵路香港段原構想由九鐵公司以商業模式興建，結果行不通。跨境項目需要政府推動，否則也難以成事，美國杜邦公司落戶深港創新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兩地合作點多面廣，涉及政策、法律層面的問題多，需要兩地政府統籌協調。「政府主導推動」是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實現粵港融合的關鍵。當然，「政府主導推動」並不是代替「市場運作實施」。所謂「市場運作實施」，是指在區域經濟合作中，具體跨境合作項目的實施須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因為，具體項目屬於市場。只有市場運作，才會遵循市場規律，鼓勵企業尋找商機，追逐利潤，才會激活市場。尤其是兩地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不完全相同，交流合作必須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按照市場經濟規則有序進行。在具體項目方面，政府只能推動和牽線搭橋，市場運作才能把合作落到實處。市場運作是區域合作的基本路徑，是區域合作求實效的落腳點。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既需要政府強勢主導和推動，也離不開市場化的運作。兩者並行共同實施，是兩地合作協調發展的重要保證。
三、香港參與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的具體建議
1、以具體項目為載體，推進深港創新圈合作
　構建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需以產業連接作為基石。正是當年香港勞動密集型企業大量轉移到深圳，構成了港深合作的基礎。現在，從傳統的加工貿易合作過渡到科技創新的合作，將構成兩地合作的新基礎。事實上，鼓勵創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是深圳的一大優勢。而香港擁有多家大學，具有研發和人才優勢，這正是深圳所需要的。因此，通過深港創新圈的合作，既可以與深圳缺乏高校研發能力和人才、香港缺乏高科技產業的不足形成互補，更能夠發揮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商貿中心，擁有良好社會法制、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具有科研融資並把科研產品市場化的環境，以及香港的大學及研發機構科技創新能力強等優勢。
　項目是合作的載體，要務實地通過落實具體項目來推進深港創新圈的合作。世界著名企業杜邦落戶「深港創新圈」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杜邦公司既看中了香港的知識產權保護、科研支援體系、全球市場潛力、金融市場環境等優勢，也看中了深圳的科技創新氛圍、科技產業聚積環境、政府對創新科技的支持、成熟的科技加工條件等長處，還看中了港深優勢互補，交通往來便利，兩地政府加強城際合作，力促「創新圈」的誠意。香港特區政府應攜手深圳市政府，以「杜邦模式」推進深港創新圈的合作，夯實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的產業基礎。
2、以推動港深共建人民幣離岸中心為新起點，以兩地證券交易所合作為平台，加強港深金融合作，共建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
　港深兩地進一步融合，金融合作將是重頭戲。因為，港深合力發展金融貿易服務產業，是構建國際大都會的核心內容，也是保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保持港深核心競爭力的關鍵環節。
　深圳金融業發展，具有其他內地城市所不可比擬的兩大核心優勢：一是深交所是內地兩大證券交易所之一，是國家政策層面確立的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的主體；二是深圳毗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在與國際資本對接、金融市場培育以及制度借鑒、人才交流等多方面有近水樓台之利。以深港金融合作為紐帶，鞏固提升深圳金融中心城市地位，使之成為港深大都會國際金融中心的有機組成部分，既符合國家利益，也有利於香港國際金融地位的提高。
　在港深金融合作方面，香港需要糾正一種觀念，不要認為香港的金融業必須固守在中環，如果與深圳合作搞金融產業，就會分薄香港的金融優勢。實際上，有學者已經提出質疑：從香港的歷史條件、地理位置、制度條件以及沒有足夠的經濟腹地、強大的國家政治支持、沒有強勢的貨幣本位以及缺少信息和安全機制等七方面分析，香港並不能成為真正的實體國際金融中心。如果香港不能解除思想障礙與深圳合作，上述的問題就難以解決；相反，如果香港能夠敞開胸懷與深圳展開實質性的金融合作，就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有效克服外界質疑香港的這些弱點。因為，在金融範疇的定位上，香港之所以能夠成為著名的國際金融中心，關鍵在於其是中國與世界連接的重要渠道。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則必然成為中國內地與香港和世界對接的窗口。通過港深金融合作，使深圳真正成為香港金融優勢向內地延伸的中轉樞紐平台和內地金融通向香港的橋樑與紐帶，香港與國家的實質性金融聯繫就會大大加強。從這個意義上說，港深金融合作不僅承載了更多宏觀的國家責任和使命，而且能夠大大拓展港深為中心的珠三角國際大都會的金融平台，使香港更快地發展成為與倫敦、紐約平起平坐的國際頂級實體金融中心。
　具體來說，港深金融合作應從以下三方面展開：
　一是積極爭取擴大深港兩地企業間貿易人民幣結算額度，嘗試允許香港和深圳居民在深港之間有限度地匯出和匯入人民幣，配合香港建設人民幣離岸中心，積極探索人民幣國際化的正確途徑。鑒於在現有條件下，香港與深圳之間形成人民幣與港幣的自由兌換及流通的機制，內地所有省市都可以「借」深圳通道，將人民幣匯出，如何在人民幣還不是自由兌換貨幣的情況下，既配合香港建設人民幣離岸中心，為逐步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創造條件，又確保國家的金融安全不受到大的衝擊，需要港深兩地共同研究對策。
　二是推動兩地證券交易所合作。爭取深圳成為境內個人直接投資境外證券市場的試點城市，在QDII（境內合格機構投資者）和QFII（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制度框架下探討「兩地交易所會員參與者互認」合作，促進資本市場融合。同時，深圳還應積極向中央爭取成為試點，推出港股組合ETF（Exchange Traded Fund，即交易所買賣基金）、港股CDR（中國預託證券）及紅籌公司發行A股等。實際上，港深交易所未來的合併，包括未來兩地創業板的合併，都可以進行積極探討。
　三是積極在深圳創建「金融產業服務基地」，為香港提供高質量的金融後台服務。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全球金融業呈現出前台業務與後台業務分離的趨勢。目前香港一些金融機構如中銀（香港）、南洋商業銀行、渣打銀行等，都在深圳設立後台業務中心、產品研發中心、客戶服務中心、金融業務及數據備份中心等。渣打銀行還在深圳設立了個人理財中心、數據處理中心、電腦中心等服務性機構。中銀（香港）的後台業務每天要處理30-40萬張從香港前台傳過來的票據。深圳市有需要也有條件建立「金融產業服務基地」，在數據處理、備份中心、電話業務、支付結算、產品研發、職工培訓等方面，為香港提供全方位高質量的金融後台服務。為此，兩地應共同協商，解決有關基礎設施的合作，以實現金融數據、信息資料的跨境流動和結算，以便促進金融業合理布局，有效保障深港兩地金融數據的安全和提高金融機構運營效率。
　總之，港深金融合作要有新理念、新舉措、新突破，才可能真正推動港深共建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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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3月05日
重新解放思想推動新時期改革開放

　　值此改革開放30年之際重提解放思想，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顯示出我國人民從以解放思想的正反體驗中，已深刻領悟到這四字於國於民的極端重要，表明人民對重新解放思想、推動新時期的改革開放懷有極大的期待。中國需要通過進一步解放思想，探索促進改革開放的新思路、新途徑、新舉措，重建改革開放的動力，開創改革開放新局面，以新一輪思想大解放推動新一輪國家大發展。
　　概而言之，新時期解放思想的特點，是以科學發展為目標；新階段改革的實質，是主動、及時、全面地使改革從經濟領域拓展到政治、社會和文化等各個領域；解放思想是一個艱苦探索的過程，充滿了困難和風險，要允許和寬容說錯話；思想解放，領導幹部帶頭最關鍵；構建港深超級國際大都會，不僅本身是進一步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產物，而且將在新一輪的解放思想、改革開放中，發揮獨特的先鋒帶頭和積極推動作用。
　　在人類社會歷史上，每一次時代的大變革、社會的大進步，首先是一場思想的大解放、觀念的大更新。一種新思想觀念代替一種舊思想觀念的最終結果，往往就是一種新政策代替舊政策，一種新體制代替舊體制。解放思想，不僅要與固有觀念發生衝突，而且會觸動既有利益的格局。衝破舊體制的解放思想固然充滿風險，完善新體制的解放思想同樣舉步維艱。30年波瀾壯闊的解放思想、改革開放，使中華民族終於追上了時代潮流，國家的發展到達了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實踐證明，解放思想是正確行動的先導，是引領發展的法寶。我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心情充滿自豪，但憂患意識不可減。為山九仞，尚有功虧一簣之慮，何況改革發展的路還很長，不僅「死人抓住活人」的問題沒有根本解決，更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面臨新矛盾、新問題和新機遇、新挑戰，「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繼續解放思想，開拓創新，仍然是我們這一代人無可旁貸之責，決不能有絲毫輕忽和懈怠。
一、重新解放思想對於推動新時期改革開放的必要性和深遠意義
1、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解放思想的過程。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經歷了一場決定當代國家命運的偉大歷史變革，這就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必須以理論創新、解放思想為先導。改革開放每前進一步，都離不開解放思想的推動，思想解放到什麼程度，體制創新、改革開放就進展到什麼程度。30年的改革開放史，也是解放思想的歷史。改革開放的每一步突破，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正是經歷了幾次比較大的思想解放大爭論，最終推動了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順利發展。
　　第一次大爭論：1978年關於真理檢驗標準的大討論，破除了「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使人們從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以非凡的魄力否定了「階級鬥爭為綱」，開啟了改革開放的航程。
　　第二次大爭論：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國內外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迫使人們思考是否繼續推進改革開放，而改革的新舉措與傳統觀念發生衝突，產生了一系列姓「社」姓「資」的爭論，改革開放又處在一個緊要關頭。以鄧小平發表南巡談話和中共十四大為標誌，把人們的思想從計劃經濟桎梏中解放出來，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將改革開放推向了新的階段。
　　第三次大爭論：近年來，隨著有學者質疑國企產權改革中，存在大量官商勾結導致大量國有資產被賤賣的現象，引發了因「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三座大山」而質疑改革公正性的爭論，有些人甚至提出「寧願全面停止改革，也不要扭曲的、不公正的改革。」中共十七大不僅針對爭論作出結論：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確，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而且強調堅持解放思想，為推動改革開放的第三次浪潮，吹響了新一輪解放思想的時代號角。
2、解放思想無止境，過去改革開放中形成的有些觀念和經驗也需要變革。
　　歷史的內在邏輯告訴我們，社會發展沒有止境，解放思想也就沒有止境。解放思想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勞永逸。解放思想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永恆主題，應該成為人們思想的常態。從一定意義上說，我國推進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一個新舊思想觀念不斷碰撞、新的思想觀念戰勝舊的思想觀念，從而推動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過程。從認識論的角度看，事物總是不斷發展的，認識的形成總是和人們所處時代的條件相聯繫的。條件變化了，思想認識不能與時俱進，原來的正確認識就可能落後於形勢，變得不正確，甚至成為謬誤。只有不斷解放思想，才能不斷獲得新認識，為不斷開創事業發展的新局面提供精神動力。
　　事實上，近年來出現的改革爭論，在一定意義上反映出過去改革開放中形成的經驗，難以解決現在改革過程中所面對的深層次問題。比如，片面地理解發展是硬道理的原則，就難以做到科學發展，而是只習慣於抓項目，抓經濟總量，對公共服務和公共治理幾乎沒有概念，忽略社會和諧，忽略教育、醫療、住房等基本的社會保障，難以解決由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行政腐敗等激發起來的社會矛盾日益加劇的問題。當然，面對問題不能停止改革，恰恰相反，所有這些問題和困難的解決，關鍵要靠進一步解放思想，大力推進改革開放，用思想解放促經濟社會發展，用改革開放帶動社會全面進步。
3、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改革開放面臨新矛盾、新問題和新機遇、新挑戰。
　　經過30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的改革開放已經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面對的矛盾、問題和挑戰前所未有，具有新的特點：
　　一是雜。由於我國改革開放推動現代化建設跳躍式推進，用不到30年的時間走過了發達國家約一百年的發展過程，使得在西方發達國家以「歷時性」方式呈現的矛盾在我國以「共時性」方式突現，如早期工業、中期工業和新興工業三個階段產業的問題並存，中等發達、初步發展和欠發達區域的矛盾同在，使矛盾具有了積壓式、交叉式的特點。
　　二是新。環境生態、兩極分化、社會公平等矛盾，不僅我們過去未遇到過，而且也是全球性問題，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鑒。
　　三是深。一般而言，改革在枝節問題上相對容易，在關鍵問題上比較困難；在經濟領域相對容易，在政治領域比較困難；在單一問題上相對容易，在系統性問題上比較困難。過去主要是對傳統計劃經濟較易改的部分開始進行改革，改革經歷了由易到難的過程；現在改革進入深水區，遇到的大都是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觸及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的方方面面，涉及的關係更加複雜，不僅不易突破，而且具有敏感性和尖銳性，關係到改革開放的全局。
　　顯然，進一步改革的複雜性和艱巨性比以往大得多，向改革遇到的深層次頑症挑戰，化解改革開放30年積累下來的矛盾，還是要靠進一步解放思想。
4、解放思想既面臨「死人抓住活人」的困難，也面對利益調整的障礙。
　　解放思想面臨的困難和障礙，一是「死人抓住活人」的問題並沒有根本解決；二是利益調整的障礙日見凸顯。
　　從幾次大爭論的過程可以看到，中國的解放思想歷來是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正是基於問題的嚴重性，鄧小平先生曾以「亡黨亡國」來強調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他說，「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然而，我國新舊體制轉換的過程遠沒有結束，傳統的理論和思維模式在一些人的意識中還根深柢固，陳舊的不合時宜的思想還在一定範圍內發生作用，馬克思稱之為「死人抓住活人」的問題並沒有根本解決，「左」的思想還有市場，成為解放思想推進改革的最大障礙。這種「死人抓住活人」的現象，不僅表現為在關鍵時刻直接否定改革開放，而且面對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往往習慣性地以回復舊體制作為應對之策。鄧小平先生在南巡談話中告誡人們：「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因此，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繼續高揚解放思想的大旗，不斷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才能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
　　政治思想層面的風險開始降低，利益調整障礙的日見凸顯，是今天的解放思想與過往不同的一個突出特點。在解放思想已成為時代潮流的背景下，今天再談解放思想，與改革開放之初所面對的政治風險相比，已大大化解。新一輪思想解放固然仍有政治方面的障礙，但越來越多的阻力卻是來自既得利益。過去30年的改革進程，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體。不可否認的是，現有的利益結構越來越不均衡。強勢群體拿走了過多的利益：有一些是合理回報，有一些卻未必合理，而不過是利用制度缺陷、借助自己的特殊地位獲得；還有一些甚至是罪惡得利。新一輪的改革開放同時也是利益格局大調整，勢必大大壓縮許多既得利益的空間。某些改革先行者，後來成了既得利益者，進而成了思想解放的阻力。正因為如此，思想解放容易口號化、標籤化，難以落實。思想解放繞不開既得利益問題。因此，解放思想，既要堅持科學判斷的出發點，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又要堅持價值判斷的出發點，堅持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的根本要求，順應人民的要求和期待。只有將科學判斷和價值判斷有機地結合起來的解放思想，才能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調整現有的利益關係，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
二、重新解放思想推動新時期改革開放的幾點建議
1、新時期解放思想的特點，是以科學發展為目標。
　　解放思想要有科學的思維方式和探索精神。僅憑一腔熱情、頭腦發熱，不是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初期「打擦邊球」、「闖紅燈」的做法，已不適應今天解放思想的要求。實際上，科學發展觀同時也是科學改革觀，重新解放思想，推進改革開放，應該以科學發展為目標。這是新時期解放思想的時代特點。
　　從發展階段看，一個國家或地區從較低水平向較高水平發展，可以粗略地劃分為生存型社會和發展型社會。經過30年改革發展，我國已從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在經濟發展水平方面，初步估算，2007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2550美元左右，高於生存型社會不超過1000美元的水準；在產業結構方面，2007年，我國第一產業產值比重已經下降到11.7％水平，低於亞洲國家生存型社會不超過15％的標準；在消費結構方面，2006年，我國城鎮恩格爾系數進一步降到35.8％，農村恩格爾系數則降到43％，好於50％至59％的溫飽標準；在就業結構方面，2006年，我國農業勞動力比重下降到42.6％，低於工業化初期結束農業勞動力比重不超過55％的標準；在城鎮化進程發展方面，2006年，我國城鎮人口佔總人口比重達43.9％，符合經濟步入中等發展國家行列時城鎮人口佔總人口比重將達到40％至60％的標準。
　　在生存型社會中，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解決溫飽問題。進入發展型社會，儘管經濟發展水平還有待提高，但多數人的溫飽問題得到初步解決，發展的目標開始逐步聚焦於人的全面發展。面對這一歷史性轉變，「生存性」壓力明顯減弱，「發展性」壓力全面凸顯，科學發展的問題成為主旋律。我們需要通過思想大解放，轉變發展觀念，推動科學發展：
　　針對影響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問題，我們要繼續解放思想，破除片面追求經濟總量和發展速度的舊觀念，開闢一條效益優先、富民優先、生態優先、節約優先的發展新路；
　　針對克服自主創新「短板」，我們要繼續解放思想，破除對投資拉動和資源消耗的依賴心理，加快促進科技進步，提高勞動者素質，創新管理方式，增強中心城市的核心競爭力；
　　針對結構性矛盾，我們要繼續解放思想，破除對工業化的片面理解，著力優化產業結構，確立以現代服務業為主體的結構調整方向；
　　針對解決收入和利益分配難題，我們要繼續解放思想，破除只重效率、忽視公平的觀念，切實完善公共財政和公共政策，使經濟發展成果更多地體現到改善民生上來；
　　針對體制性障礙，我們要繼續解放思想，破除舊體制下的習慣做法和思維定勢，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攻堅，加快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和現代市場體系；
　　針對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難度加大，我們要繼續解放思想，破除先發展後治理的老思路、舊模式，樹立環境保護也是發展的理念，建立長效機制，推動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從「軟約束」向「硬約束」轉變；
　　針對經濟全球化競爭壓力加大，我們要繼續解放思想，破除偏重引進規模，忽視對外開放質量的思想，著力提升開放型經濟能級，提高經濟國際化的水平。
2、新階段改革的實質，是主動、及時、全面地使改革從經濟領域拓展到政治、社會和文化等各個領域。
　　對於當今中國而言，「要不要改革」恐怕不是一個難回答的問題，「要什麼樣的改革」才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今次的重新解放思想與過往「摸著石頭過河」有一個不同的特點，就是問題更明顯，因而針對性更強。事實上，中國改革的根本問題在於改革的不配套。市場經濟的大方向早已得到確認，保障市場經濟正常運轉的政治文明、法制文明和精神文明卻明顯滯後。因此，改革的深化和完善不是放棄更不是扭轉市場化方向，而是使市場規範，市場規範的必要條件則是對權力的規範。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老百姓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同落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決老百姓的溫飽問題，解決私人用品缺乏的問題。現在，中國貧困人口從當初的3億多人已減少到2000多萬人，大多數群眾已經解決溫飽問題。人們在吃穿不愁之後，對生活品質的要求有所提高，社會公共品開始進入了他們的視野。這也就是說，當我國由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新階段後，發展性壓力集中體現在人的發展上，這也正是義務教育、醫療保險、社會保障、社會治安、司法公正、環境保護等社會公共品成為當今社會關注焦點的原因所在。這需要通過解放思想，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加快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體制改革及變革和創新政治體制及文化體制。一方面，應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實行民主政治，加強法制建設，讓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享有充分的民主權利；另一方面，堅持以人為本，使政府從經濟指導型轉變為社會服務型，更重視向民眾公平、公正地提供基本的社會公共品，讓廣大人民群眾分享到改革的成果，促進社會和諧。
3、解放思想是一個艱苦探索的過程，充滿了困難和風險，要允許和寬容說錯話。
　　營造一個「寬厚、寬容、寬鬆」的輿論環境，是解放思想的必要條件。只有言者無罪，言無不盡，思想解放才會有取之不盡的源頭活水。因此，社會須營造一種寬鬆的環境，給解放思想者和基層少一些條條框框，多一些支持鼓勵，不斷增強他們解放思想的動力，並在解放思想過程中允許和寬容說錯話。只有做到激勵與保護並重，才能真正讓幹部群眾解放思想，放下包袱，勇於嘗試，大膽探索，才能讓他們在解放思想的道路上走得坦然，走得穩健。
4、思想解放，領導幹部帶頭最關鍵。
　　一個地區的改革開放狀況如何，與領導幹部的思想狀態有直接的關係。如果領導幹部的思想解放不夠，缺乏創新思維，在把握政策、執行政策上存在問題，這個地區的發展難免落後於其他地區。同時，領導幹部的地位和強勢資源，使他們比一般人更有力量推動或阻礙思想解放。如果他們推動思想解放，新一輪改革開放就更穩更快；如果他們阻礙思想解放，新一輪改革開放的代價就會抬升。因此，在新形勢下繼續解放思想，要從領導幹部開始，領導幹部要注重學習，為解放思想增添不竭的動能，以素質提高促進思想解放。
5、發揮構建港深超級國際大都會在新一輪解放思想、改革開放中獨特的帶頭和推動作用。
　　「一國兩制」實踐如何發展，不僅是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問題，也是國家的問題，而且也越來越成為深圳、廣東發展過程中需要面對的問題。如何從國家發展戰略的層面，規劃構建深港創新圈、打造深港超級國際大都會，使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和深圳經濟特區面臨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新形勢下共同釋放更大能量，為國家的改革開放提供新的動力，作出新的貢獻，這需要解放思想，探索新的途徑。
　　深圳經濟特區發展的歷程和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解放思想的過程。面對新一輪解放思想的思潮，深圳經濟特區的發展和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踐也需面向未來、面向世界作出新的思考。事實上，構建深港創新圈、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正是解放思想的產物，它在加強兩地合作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必須看到，CEPA對於構建港深超級國際大都會來說，政策開放的範圍和程度仍然不夠。我們還需解放思想，為深圳經濟特區的發展和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踐注入新思維，提出新對策，為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偉大事業的成功實踐和深圳經濟特區繼續率先深化改革開放續寫新的篇章。
　　值得強調的是，在我國過去的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歷程中，深圳和香港發揮了無可替代的先鋒帶頭和積極推動作用。現在，我們國家正處於新一輪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重要關頭。因此，構建港深超級國際大都會，不僅本身是進一步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產物，而且將進一步帶動起我國新一輪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熱潮。對於構建港深超級國際大都會在這方面所能扮演的特殊角色和對於國家發展戰略的重大作用，值得國家予以高度重視和支持。

2008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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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2月26日
構建深港創新圈、打造港深國際大都會是我國發展戰略和世界經濟新格局的需要

　港深兩地一衣帶水，港深關係可說是香港與內地城市中最重要的關係。港深緊密合作，構建深港創新圈，打造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超級國際大都會，既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區域經濟融合的大勢所趨，也是港深兩個城市實現經濟優勢互補、突破各自發展瓶頸、使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和深圳經濟特區面臨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新形勢下，釋放更大能量的必然要求和選擇，亦是提升我國在國際產業分工鏈條中的地位、建設經濟強國，以及世界經濟新格局的需要。
　深港創新圈是打造港深國際大都會的產業基礎，打造港深國際大都會，應以深港創新圈為兩地合作的產業連接點；以連接港深兩地而具有重要象徵意義和實驗價值的河套區聯合開發作為打造港深國際大都會的突破口和示範區；以港深兩地完善金融合作機制，逐步建立共同的資本金融市場作為打造港深國際大都會的重要內涵；以港深兩地組合航運相互延伸的方式，加速人流、物流高度流通，使之構成打造國際大都會的要素；以發展總部經濟為支撐，加速港深國際大都會的建設；以港深兩地基礎設施的溝通銜接，實現「一小時都市生活圈」，作為實現港深國際大都會的必要條件。打造港深國際大都會須納入國家發展戰略，以在國家的總體支持下建成中國第一個超級國際大都會，進而發揮港深國際大都會的作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偉大事業的成功實踐和深圳經濟特區繼續率先深化改革開放續寫新的篇章，並在國家新一輪的解放思想、改革開放中再次發揮帶頭和推動作用。
一、構建港深國際大都會的必要性和戰略意義
1、從國際大都會的形成機制和規模來看香港不能單獨成為超級國際大都會
　全球化的飛速進程使當今世界國際經濟競爭的方式發生了重大改變，中心城市及其所在的城市群作為國際合作與競爭基本單位的地位越來越突出。從全世界國際大都會發展歷程來看，在城市群中，總存在一、兩個核心城市，作為增長極核。大多數情況下的經濟增長都發端於增長極核，然後輻射到整個城市群。正因為如此，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能夠有效地從更廣的範圍配置資源、安排市場、佈局網絡，形成優勢互補和資源互補的國際大都會格局，並以此為基本單位展開對全球的經濟往來與合作。從本質上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發達國家形成的跨行政區劃的「大都市區」或「城市群」，是區域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的自然產物，市場的作用是其最根本的推動力量。
　考察全世界國際化大都會的發展軌跡可以看到，現代意義上的國際大都會需要較大的空間，往往不是某個城市單憑自己的力量所能達到，一般都是由數個甚至更多功能各異但互為補充的現代化城市組成的具有高度相關性的城市群作為一個整體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在國際大都會的發展過程中，空間範圍要經常突破行政區的束縛。紐約、倫敦和東京是世界公認的國際大都會，在行政建制上，都不是一個市政府能全部管轄的。紐約大都市跨紐約州、新澤西州和康涅狄格州，有26個縣。紐約港橫跨兩州，港務局稱紐約新澤西港務局。倫敦大都會由倫敦市與32個自治市鎮共同組成。東京大都會包括東京都和周圍7個縣，東京國際航空港成田機場在千葉縣，科技中心輋波科技園在茨城縣。在空間面積上，美國「大洛杉磯區」的面積為29,254平方公里，我國長江三角洲的面積為109,600平方公里，珠江三角洲的面積為41,698平方公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面積僅1,104平方公里。以面積而論，我國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有條件與發達國家的大都會區相匹敵。正所謂「獨木難成林」。單獨一個香港，難以與紐約、倫敦這樣的國際大都會競爭。香港經濟惟有融入珠三角，以形成「大珠三角經濟區」，才能在日趨激烈的全球經濟競爭中提升自己的地位。所以，香港與深圳緊密合作，構建深港創新圈，打造港深超級國際大都會，成為大珠三角經濟發展的龍頭，無疑是香港、深圳與大珠三角融合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切入點和結合點。
2、港深合作打造國際大都會是兩地發展的共同需要
　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浪潮，在以城市群為代表的區域共同體進行角力的今天，港深攜手全面發展更緊密合作關係，構建深港創新圈，打造超級國際大都會，是兩地發展的共同需要。
　對香港而言，1,104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80％是陡峭的山坡，無論是從自然地貌、經濟成本，還是環境保護角度，均不適宜大型綜合性開發。700萬人口擁擠在200平方公里建成區中，空間實在不足。香港向國際大都市邁進，本地無法承載的功能，必然向深圳轉移。深圳是香港擴大發展腹地、融入祖國內地經濟、提升國際競爭力的天然鄰居和夥伴。對深圳而言，這個我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典範和排頭兵，三十年來依托香港、學習香港、服務香港，既發展壯大了自己，又為香港、為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新形勢，香港是深圳擴大開放範圍、提升國際化水平、謀求新一輪發展的首選對象、師長和動力。從經濟地理學的角度看，脫離香港因素，獨立對深圳進行定位是不切實際的。深圳當代的崛起，一直是作為香港的一種空間擴張，深圳的進步發展是要推進深港更緊密的全方位合作，而不是分離港深經濟。
　何況，深圳製造業尤其是高科技產業發展迅猛，香港則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高度發達，兩地產業正好形成優勢互補，無疑又為構建深港創新圈，打造超級國際大都會，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除此之外，深圳經濟國際化程度還不夠高，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城市管理水平均需快速提升，而已經擁有良好國際化基礎的香港則經濟結構不平衡，產業規模和GDP總量均受限制，亟需擴大空間。香港和深圳未來欲再上一個台階，皆需要彼此相互合作，為此，構建港深國際大都會確實是兩地較為現實的選擇。
　事實上，紐約市與倫敦市本身的人口，比香港相差不大，分別只是820萬與770萬人，但他們與周邊地區高度融合、緊密分工與支援，組成2200萬人的大紐約、1200多萬人的大倫敦，才有足夠實力與優勢，輻射整個美國、英國，進而服務全球，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都會。在城市人口規模上，深圳現有人口1200萬，香港亦有700萬人，兩地合共接近2000萬人。以一個2000萬人的經濟體系，絕對可以稱得上一個國際大都會。在經濟規模上，2007年香港與深圳GDP總量達3000多億美元。從產業優勢上看，香港是公認的國際商貿中心，擁有發達的服務業，而深圳是全球諸多產品的製造中心，擁有強勁的高新技術產業。從海運方面看，香港的碼頭和深圳的港口均是世界排名第二位和第四位的集裝箱大港，香港機場的貨運量名列世界首位，而深圳機場客運吞吐量已達2062萬人次，港深兩地機場的客運總量相加後也排在全球前十位。從金融方面看，香港為世界公認的亞太區國際金融中心，全球金融機構在香港林立，存款額達5.6萬多億港元，而深圳為中國珠三角區域性金融中心，金融機構存貸款餘額雙雙突破萬億元。香港證券交易額已進入世界前七位，深圳是中國兩個證券交易中心之一，前景廣闊，港深兩地證券交易額相加，也可進入世界前五位。如果能夠建成港深國際大都會，而港深的GDP可以保持年均約8％的增長率，到2020年，這個國際大都會經濟總量將達到1.11萬億美元，排名世界城市第三位，超過倫敦、巴黎；如果以6％的年增長率計算，亦會排名世界第四位。難怪美國一位研究區域經濟地理的專家，通過衛星照片發現，深港兩地是地球上夜晚燈光最亮的地區之一，是夜色中的中國最奪目的地區。
3、港深合作打造國際大都會是區域發展的需要
　在大珠三角區域範圍內，香港過往一直保持著對外開放窗口和龍頭的核心城市地位。然而，香港在過去20多年完成製造業擴散的同時，技術創新也隨之基本停頓，沒有國際上新興的高技術門類和產業，也沒有大規模的研發活動和投入，香港實際上已不具備帶動珠三角某些產業走向價值鏈高端化的能力。經濟帶動功能的減弱，直接影響到其向腹地拓展功能的弱化。因此，最近幾年，香港對大珠三角區域經濟發展的帶動功能與腹地拓展功能明顯衰退。打造港深國際大都會的一個重要戰略意義，就是通過港深的優勢互補，建立深港創新圈，將港深整合為大珠三角地區的增長極核，以重建和恢復香港乃至深圳對珠三角以及泛珠三角的經濟帶動功能，成為該區域發展的引擎。港深國際大都會的形成，是大珠三角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將對大珠三角經濟一體化起到非常大的促進作用。因此，構建深港創新圈，打造港深超級國際大都會，也是大珠三角經濟一體化進程的重要標誌和一個必不可少的階段。
4、港深合作打造國際大都會也是國家發展戰略和世界經濟新格局的需要
　從長遠來看，按照國家中長期發展計劃，到203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大中華圈經濟實力接近美國，也接近歐盟。這就要求未來中國要有紐約、倫敦這樣的世界級國際大都會和國際金融中心。從現實來看，中國雖然已經是全球第四大經濟體，但卻明顯存在大而不強、大而不當和大而不安全的問題。這主要是因為，中國還只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產業分工中仍然處在中低端，創新產業和服務貿易出口比例不高，導致產業的附加值偏低。中國需要加快打造自己的超級國際大都會，使之成為全球資源的調配、營運樞紐，以及亞太地區創新和服務的基地，從而謀求在國際產業分工鏈條中佔據更高端的位置。因此，通過構建深港創新圈，打造港深國際大都會，來培育和發展一個跨國境、跨區域、跨洲際吸引和配置資源與要素，在經濟上輻射全球市場的世界級大都會，對內承擔推進經濟成長和引領開放戰略升級的重要任務，對外發揮佔據國際市場的制高點，掌控國際資源的配置，參與全球競爭，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重大功能，這應該是新世紀新形勢下國家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選擇，也是世界經濟新格局的需要。
　還須看到的是，21世紀是城市經濟的世紀，全球區域經濟競爭主要以都會和都市圈為節點展開，以生產性服務業為主要內涵的國際資源整合功能和生產管理功能，越來越向少數幾個綜合實力較強的國際化大都會集聚。經濟越是全球化，中心功能在少數幾個全球性大都會集聚的程度就越高，世界級大都會在全球經濟所扮演的角色就越特殊、越重要。經濟中心的功能不在這裡集聚，就在那裡集聚，而功能一旦在某一個地方集聚，其他地方就失去了集聚的機會。因此，通過構建港深國際大都會，使經濟中心功能得以集聚，充分發揮香港通往國際的路徑和管道作用，發揮深圳連接內地廣大腹地的功能，對於提升國家經濟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亦非常重要。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建設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我國的都市圈經濟方興未艾，一批都市圈的輪廓日見清晰，不少已初具規模。由上海、蘇州、無錫、常州、南通、南京、鎮江、揚州、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紹興、舟山等14個城市組成的長江三角洲都市圈，由香港、深圳、惠州、東莞、廣州、佛山、中山、珠海、澳門等一批城市組成的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以北京、天津為核心的環渤海都市圈，是目前我國最大也是最具發展後勁的都市圈。比較而言，珠三角經濟區與長三角、環渤海等經濟區的最大不同，就在於其具有「一國兩制」的特色，擁有香港這樣一個與國際市場運作和慣例完全接軌的著名國際商貿中心、國際物流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資訊中心，具備調配全球資源的基本條件，區位優勢、世界級的基礎設施，居全國各城市之首的經濟規模，多功能服務中心的地位，以及多年來所建立的法律、制度和所積累形成的國際化優勢。1999年，「全球化與世界級城市研究小組與網絡」開始為世界級城市定義和分類，將世界級城市分為三類8檔，其中，中國排名最靠前的城市是香港，排在一類2檔，位列同檔的芝加哥、法蘭克福之後；北京和上海分別列在三類2檔和3檔。可見，香港最有可能成為頂級世界都會，但就現實而言，僅靠香港自身發展則很難達到，必須聯手深圳及其他珠三角地區城市，形成一個城市群或者都市圈，方可與紐約、倫敦、巴黎、東京並駕齊驅。因此，在我國內地目前還沒有一個真正稱得上國際大都會的城市，而短時間又不可能建成這樣的國際大都會的情況下，充分利用香港「一國兩制」的優勢和所具有的國際化優勢，加速構建深港創新圈，打造港深超級國際大都會，是適應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需要和國家發展戰略的必然選擇。
　值得強調的是，我們國家正處在新一輪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重要關頭。在過去的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歷程中，深圳和香港發揮了無可替代的先鋒帶頭和積極推動作用。構建港深超級國際大都會，不僅本身是進一步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產物，而且將進一步帶動起新一輪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熱潮。對於構建港深大都會在這方面所能扮演的特殊角色和作用，值得高度重視。
　顯然，構建深港創新圈，打造港深超級國際大都會，不單是為了港深本身及區域經濟，更是為了國家的改革發展和民族的偉大復興，以及世界經濟新格局的需要。
二、關於構建深港創新圈打造港深超級國際大都會的幾點建議
　所謂港深國際大都會，不是一種行政建制，更不是行政意義上的都會區，而是以「一國兩制」和「改革開放」為前提，以深港創新圈為產業連接，以跨境合作為基礎，通過實現港深之間要素相對自由流動，帶動區域合作與發展，發揮中國經濟對亞洲乃至全球經濟重要影響力的新型國際都會區。從地域範圍上看，港深大都會不只是局限於港深兩個城市，而是立足珠三角，依托華南，輻射內地，服務全球的城市群經濟體。實際上，港深構建國際大都會是一個拓展合作空間的雙贏過程：香港的著眼點絕不僅在深圳，而是希望進入更為廣闊的中國內地市場，香港人向內邁一步，就可以進入具有十三億人口的大門。這裡有廣闊的市場、豐富的資源、龐大的勞動力、優秀的人才，有港人施展拳腳的巨大舞台。深圳的眼光也不只是盯著香港，而是放眼世界，向世界先進城市甚至世界超級大都會城市「叫板」。深圳人向外邁一步，就可以進入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香港，由此通向國際市場，獲取國際資訊，感受世界經濟跳動的脈搏，接觸世界時尚的風向。進入香港，就是進入國際經濟的心臟。
　經過近30年的發展，港深在經濟領域、城市建設、居民生活等各方面廣泛融合，港深經濟逐漸向一體化發展，港深國際大都會正在逐漸形成，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深港合作也已積累了經驗，達成了共識。整個國家經濟的高速成長，亦為港深共建國際大都會創造了更好的條件。如何從實際操作的層面推動構建深港創新圈，打造港深超級國際大都會的實質進程，是港深國際大都會能否全面實現的關鍵所在。為此，本人特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以深港創新圈為兩地合作的產業連接點夯實港深國際大都會的基礎
　港深國際大都會的構建，需以產業連接作為基石。正是當年香港勞動密集型企業大量轉移到深圳，構成了港深合作的基礎。現在，從傳統的加工貿易合作過渡到科技創新的合作，將是構成兩地合作的新基礎。當然，深港創新圈，絕不僅僅是經濟、金融、科技合作，也不只是建立區域創新體系，而會在更大範圍和更高戰略層面作為港深國際大都會建設的先導工程，帶動港深的全面合作，就像當年加工貿易的合作開啟了港深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一樣。由此可以看到深港創新圈與深港國際大都會的關係：深港創新圈是港深國際大都會的重要產業基礎。
　在我國現有的許多經濟合作區中，多是以具體的產業或資源合作為主，以更高層次的創新作為合作主題，只有深港創新圈。深圳和香港是中國在地理上相毗鄰、城市綜合競爭力名列前茅的兩個城市，兩者進行「強強聯合」，努力打造創新資源最集中、創新活動最活躍的國際一流創新圈，可使自主創新真正成為驅動港深發展的主導力量。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起，港深曾經合作引領國際加工貿易潮流的話，那麼，今天的深港創新圈則應該成為引領國際科技創新的新潮流。
　事實上，港深科技創新合作既有較好的條件，也有現實的需要。從深圳方面來看，作為創新主要領域的高新技術產業已成為深圳的第一大產業，2007年深圳高新技術產品產值達7500億元以上，其中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產品產值為4500億元以上，約佔全部高新技術產品產值比重的60％。科技創新已經成為深圳特區的一個重要「特」點。從香港角度來說，一方面，香港是國際金融商貿中心，具有科研融資並把科研產品市場化的環境，以及擁有良好法制、重視知識產權保護等優勢，可以彌補深圳方面的不足；另一方面，香港具有人才方面的潛力，如八所政府資助的大學中，70％的教師(5000多人)具有博士學位，香港研究生總數也有5000多人，研究生跟博士導師的比例是1:1。香港與深圳攜手推進創新科技合作，既可以達致優勢互補，又能夠使香港過於依賴金融地產的經濟結構得以適當平衡，還有利於形成中國的國際級高科技生產基地，推動國家的高科技發展。作為深港兩地經濟與高科技合作最大的典範性項目「世紀晶源」——我國唯一「產業全覆蓋、產品高端化、技術核心性、自主創新型」的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基地就是一個成功的例證。這個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項目已被列為國務院批准的重大項目。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港深國際大都會須從具體合作起步。港深兩地政府應以具體項目帶動深港創新圈進入實質性操作，優先扶持啟動具有港深對接優勢的項目，以具體推動兩地之間要素流動，發展以資本流動、貨物流動、技術轉移、產業協作等為主要內容的經濟活動。通過深港創新圈的合作，推動兩地合作從傳統製造業延伸到高新技術產業和創意文化產業，從一般商貿業延伸到高端服務業，從簡單貨物運輸業拓展到現代物流業，加快培養在全球範圍發揮重要影響力的產業鏈價值的高端，形成具有顯著競爭優勢的世界級產業集群。惟有如此，港深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都會。
2、以連接港深兩地的河套區聯合開發作為打造港深國際大都會的突破口和示範區
　討論多年的連接港深兩地的河套區開發，不僅是深港合作的「瓶頸」項目，而且被認為在構建港深國際大都會方面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和實驗價值，也就是說，河套區的開發能否成為事實，已經成為港深國際大都會的構建能否取得實質性進展的一個重要指標。
　河套區是深圳河整治拉直形成的河中島，地點位於香港一方，由港方管理，但地權屬深圳市。對於這樣一個與深港兩地在地域、利益方面都息息相關的項目開發，各種計劃和方案不計其數，包括跨境工業區、金融發展區、文化產業園區、商住旅遊區、會展中心區、大學城區等等。
目前，河套地區發展以研發為主的高科技產業和以金融、教育、會展為主的現代服務業的定位，得到了兩地政府和商界較多人士的認同。
　港深兩地政府應該充分發揮河套地區的特殊地理優勢和功能，將其建成「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深圳經濟特區中的特區」，使河套地區成為港深國際大都會的示範區，成為深港國際大都會基建協調和產業合作的新契機和突破口。具體做法可以參考香港「智經研究中心」提出的建議：一是在香港成立「河套發展管理局」，深圳和香港的股權各為50％。管理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行政管理職能，負責統籌河套地區的發展和日常管理；二是在河套地區率先進行兩地人員自由流動的探索，持有深圳身份證的人員可自由進出或「簡單進出」該地，以方便商務活動；三是河套地區應按著「高附加值、低污染、高土地利用率」原則進行開發，充分體現產業的多功能，暫不確定具體產業，而是在上述原則下由市場決定進駐的產業類型；四是對該地適用香港的法律和制度進行管理。
3、以完善港深兩地金融合作為動力推動港深國際大都會的發展
　《倫敦金融城》2007年公佈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數顯示，倫敦在全球金融中心城市中排名第一，紐約第二，香港和新加坡分列第三和第四。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最大優勢，是背靠全球經濟最活躍的中國內地。推動港深兩地金融業的互動和融合，本身就是實現港深國際大都會的一個重要內容和目標。尤其是在內地人民幣未全面開放情況下，加強港深的金融合作，不僅可以帶動深圳金融業的發展，而且能夠從實質性的層面加深香港與內地金融活動的聯繫，進一步強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功能，還可以為人民幣的逐步全面開放作出有益探索，積累經驗。
　目前，幾乎全部香港銀行都已經或著手在深圳設立分行或中國區總部，把大批原在港進行的業務如個人理財、保險及離岸業務、甚至地區性總部等搬到深圳，以降低成本。這種現象，既反映了港深兩地金融業的密切關係，也為兩地金融業的合作打下了基礎。在金融合作方面，港深兩地政府應該促進兩地證券、期貨交易的合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一則內地可以透過深圳投資香港股票、期貨和各類基金；一則香港可以透過深圳投資內地A股證券和期貨交易等。港深兩地亦應促進兩地商業銀行之間的合作和滲透，深圳銀行和大型企業可收購和參股香港中小銀行，中資銀行和香港銀行可合資在深圳組建新金融機構等。港深要爭取申辦兩地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事實上，人民幣和港幣跨境流通，為港深銀行間開展同業拆借業務提供了貨幣基礎。港深兩地應該爭取在中央的支持下作出進一步的安排：一是在深圳方面，支持和鼓勵深圳的商業銀行開展港幣票據承兌、貼現業務，培育港幣票據市場；二是在香港方面，擴大人民幣的流通範圍，完善現鈔流入香港及回流深圳的渠道，逐步允許香港銀行經營人民幣離岸業務，時機成熟時開辦港深銀行間人民幣同業拆借業務；三是在國際層面，在資本項目基本實現可兌換的條件下，建立港深外匯同業拆借市場，開展世界各主要貨幣的拆借業務，並將港深同業拆借市場聯網互通。
　同時，港深兩地還應展開外匯市場、黃金市場、期貨市場、股票市場的深入合作，努力拓建國際能源期貨交易市場，逐步建立共同的資本金融市場，以適應打造港深國際大都會的需要。
4、以港深兩地組合航運為契機促進港深國際大都會的生成
　目前，香港碼頭建設和集裝箱貨物來源、容量等均受到不同程度制約，而深圳港口發展和貨物源有極大潛力，為此，港深兩地應緊密合作，香港應以組合航運的方式，聯合並向深圳港口延伸航運，深圳也應以組合航運方式向香港擴展航運，雙方有機配合相互組合延伸擴展，可使港深兩地集裝箱大港地位成為不可撼動的世界之冠。同時，港深兩地亦應在機場航空運輸方面加以組合延伸，除了貨物可相互提供便利快捷聯運外，亦應迅速打通兩個機場間輕軌、地鐵、船務等客運交通的銜接，港深兩地機場和相關航空公司可在對方機場和市內設立聯檢候機樓，來自香港的旅客可在香港機場或香港市內候機樓即便捷地辦理完畢從深圳機場飛往祖國內地或其它國家與地區的登機手續，同樣，來自深圳或內地的旅客也可在深圳機場或深圳市內候機樓即可便捷地辦理完畢從香港機場飛往世界各地的登機手續，港深兩地共同創造無縫隙對接的航空客運新模式，非常有助於港深國際大都會的生成。
5、以發展總部經濟為支撐加速港深國際大都會的建設
　港深兩地均具有發展總部經濟的條件，香港已有上千家跨國企業設立區域性總部，而深圳亦正在大力發展總部經濟。總部經濟作為國際分工的高端環節，是總部企業充分聚集，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強力帶動和輻射作用的經濟形態，具有知識含量高、產業關聯度強、集聚帶動作用大等顯著特點。總部經濟已成為城市競爭力和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誌。加快發展總部經濟，承接國際製造業和服務業高端環節的轉移，有利於推進港深國際大都會的建設，使港深在更高層次融入全球經濟。加快發展總部經濟，促進產業結構調整與企業組織結構創新相結合，有利於加快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提升國際化城市的服務功能，增強服務區域發展和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有力地促進港深國際大都會的生成。為此，深港兩地應相互配合，相互分工地大力發展總部經濟。
6、以港深兩地基礎設施為對接構建「港深國際大都會一小時生活圈」
　據統計，香港人在深圳工作和在深圳居住回香港工作的人員已達100餘萬人，港深只有實現「一小時都市生活圈」，使兩地人流、物流、資金流、科技流高度流通，才能促進港深國際大都會的發展，才能真正發揮國際大都會的作用。因此，兩地基礎設施的溝通銜接，是實現港深國際大都會的必要條件。
　港深兩地政府可以在「一國兩制」和不失各自獨立性及獨特性的前提下，考慮組建深港都市規劃機制，通過共同協商，成立深港大都市規劃委員會，從深港兩地的共同目標出發，對區域基礎設施佈局、產業佈局、環境保護、邊境開發、城市發展長遠目標與定位等進行深度交流，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制訂港深國際大都會的策略性城市規劃和交通運輸規劃。這種宏觀性規劃，不僅是為了相互協調，減少惡性競爭，避免資源浪費，更重要的，是通過城市功能規劃的佈局帶動港深國際大都會經濟的共同發展，以早日實現港深國際大都會的宏偉目標。
7、打造港深國際大都會應納入國家發展戰略
　打造港深國際大都會，不僅需要港深兩地政府的努力，也需要兩地社團、企業等民間機構的協助，而且更有賴於中央政府在國家政策層面給予支持。一方面，大都會城市經濟圈的形成和發展需要國家規劃的指導和協調。因為大都會城市經濟圈的發展不僅僅是一個區域性問題，往往需要從國家戰略層面來考慮發展對策，何況構建港深國際大都會這樣的超級國際大都會，更需要國家加強區域規劃工作，發揮規劃的指導、協調和約束作用。另一方面，由於「一國兩制」下的港深合作有別於內地「一國一制」下城市之間的合作，亦需要國家政策的配合。「一國兩制」使香港不可能同國家主體包括廣東省珠江三角洲迅速實現經濟一體化。香港與深圳共同打造國際大都會，實現人員、資金、貨物的自由流動，皆需要國家給予有別於內地城市的特殊政策。
　因此，港深兩地政府有必要編制《構建深港創新圈打造港深國際大都會目標藍圖》。中央政府應將構建深港創新圈，打造港深超級國際大都會納入國家的總體規劃之中，從國家發展戰略的層面，支持將港深國際大都會打造為中國第一個超級的國際大都會，使之真正成為充分體現「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和「改革開放」深化發展的國際大都會。
　構建港深國際大都會，不僅涉及具體的操作層面，而且關乎對「一國兩制」的政策理解，需要足夠的智慧、勇氣和開拓創新的精神，瞻前顧後只會貽誤機遇，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希望港深兩地政府抓住機遇，乘勢而上，力爭用五至十年或稍長一點時間，初步把港深國際大都會構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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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1月01日
發展文化產業優化文化產業格局

　　中國要成為真正的大國，必須有強大的文化軟實力作為支撐，必須大力發展文化產業。中國的文化產業與西方國家相差懸殊，與中國的文化淵源、經濟實力和政治地位極不相稱。與此同時，中國的文化產業發展又面臨歷史性的機遇期，潛力巨大，前景廣闊。發展文化產業，優化文化產業格局，一是需要改革文化管理體制，打破條塊分割，推動文化產業升級，設立大文化部；二是推動文化與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結合，鼓勵更多的文化企業上市，設立文化產業發展引導基金和風險投資基金，并研究組建政策性銀行——中國文化發展銀行；三是推動文化產業走出去，盡快改變我國文化出口逆差高居不下的尷尬局面；四是借用香港優勢，利用海外的資本資源上市集資，推動國家文化產業走向海外。
一、發展文化產業的重大戰略意義
1、中國的和平崛起必須具有強大的文化軟實力。
　　當哈佛大學著名教授約瑟夫．奈在上世紀90年代初提出「軟實力」這一概念時，不僅意味着美國主導世界經濟策略的轉變，也意味着國際競爭力開闢了一塊新的主戰場――軟實力的競爭。一個國家軟實力的增強，主要建基於自身文化產業的大發展。中華民族的复興，不僅是經濟的崛起，還須有文化的支撐，需要有強大的文化軟實力，需要有文化產業的大發展。
　　文化產業，通常是指以「文化創意」為核心，以知識表現為源地，輔助和運用一切技術手段，以產業化方式創造、生產和營銷不同形態文化類產品的行業。文化產業具有以知識智慧和文化創意為基礎的特性，它投入較少，但產業的附加值、產出效能以及產業的社會波及效應等均遠遠高于製造業和服務業等傳統行業，并且突出表現出這個產業低資源耗費、無環境污染的可持續成長性。從整體意義上看，在人類解決了溫飽問題、社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以后，文化產業已經進入一個迎合人性本質對精神需求的最有前途的朝陽產業。國際社會齊力倡導文化產業，全力展開文化產業競爭，當然是大勢所趨。
　　從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和趨勢來看，文化產業必將和已經成為21世紀全球經濟中最具潛力和前途的領域，文化產業的競爭也將成為國際間文化競爭和資本競爭的主戰場。文化產業的競爭，也可以看做是一場新型的國際市場領域的文化戰爭。我們除了正面參與競爭，沒有別的選擇，因為一個沒有當代文化作為和影響力的國家，無論其經濟多麼強勁，終究不能成為一個普遍受到國際尊重的大國。我們務必更新傳統的經濟思維，警惕極端片面強調經濟發展指標，缺失了對文化產業的應有重視。
2、中國的文化產業與西方國家差距太大，發展潛力也非常巨大。
　　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文化產業還處于非常薄弱狀態。據統計，美國文化產業總值占GDP總量的比重是25％左右，日本是20％左右，歐洲平均在10％~15％之間，韓國起碼高于15％，而我國2006年的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2.45％，2007年上升到3％左右。對於文化傳承深厚而經濟快速發展的中國來說，這一比值顯然失衡。換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意味着我國文化產業大有潛力、大有前途。因為對比這些數字，按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發展趨勢，如果我國文化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達到20％，并按2007年我國GDP總量24.6萬億人民幣計算，則我國文化產業產值將有近5萬億元的發展空間。可以預見，今后若干年，我國文化產業將有可能呈井噴式發展。
　　按照國際經驗，當一國人均 GDP 達到2000美元時，居民的家庭人均文化消費支出應占家庭人均消費支出的20％。2006 年，我國人均 GDP 達到 2042 美元，但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文化教育娛樂服務消費支出，分別只占家庭人均消費支出的13.8％和 10.79％。居民文化娛樂消費需求是發展文化產業的根本動力。我國居民文化消費支出遠低于國際一般水平，社會的文化消費需求有極大的開發潛力。
　　不僅如此，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繁榮、社會發展、科技進步，為文化產業大發展提供了空前的良好環境和條件。因此，本世紀頭20年既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是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二、關于發展文化產業，優化文化產業格局的幾點建議
1、需要改革文化管理體制，打破條塊分割，推動文化產業升級。
　　我國現行文化管理體制的基本格局形成于計劃經濟時期，長期實行「事業」管理模式，文化管理條塊分割，文化企業的跨媒體、跨區域整合受到束縛。近年來，國家雖然通過組建文化產業集團來改變這一現狀，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推動的產物，基本上還是在現有體制內進行的，仍然被限制在一定行政區域和行政部門管轄范圍之內，業務重組力度不夠，資源配置不盡合理，產業的集中度遠遠低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規模經濟效益難以體現，不僅未具備跨地區、跨行業經營的能力，更不存在較大規模的領導型企業，甚至市場保護、地區封鎖反而在新的利益集團下得到了一定的強化。
　　對此，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文化管理體制改革。首先，是要打破條塊分割與行業壁壘，優化產業組織結構，調整區域產業佈局。通過加快文化產業結構調整和資產重組，做大做強一批有實力、有活力的國有文化企業，建立一批多媒體經營、跨地區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文化產業集團，提高產業集中度和集約化經營水平，帶動我國的文化產業升級。鑒于現時文化產業的條塊分割與多個互不隸屬的部級機構分管不同文化業務有關，國家應該考慮將相關機構合并，設立有利于打破條塊分割的大文化部。
　　第二，是完善現代流通體制，發展現代流通組織形式，加強文化產品和要素市場建設，打破條塊分割、地區封鎖、城鄉分離的市場格局，培育全國或區域性的大型現代流通組織和物流中心。
　　第三，是改變部門條例、規定較多，政策變動頻繁，不利于文化市場長期穩定地發展的現狀，通過建立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產業法律體系，加強文化市場監管，建立依法經營、違法必究、公平交易、誠實守信的市場秩序，創造公開、公平、公正的文化產業市場競爭環境。
2、推動文化與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結合。
　　文化和產業資本、金融資本的結合帶來的影響，不僅是吸引了更多的資本、更多的企業加入到文化建設之中，更重要的是資本運作、產業運作的方式進入文化領域，使文化的生產轉向了重管理、講究效益回報的經濟型生產。文化和產業資本、金融資本的結合，完全可以推動文化產業按照經濟運作的方式得到發展壯大。2000年，美國在線和時代華納（AOL-Time Warner）合併時股市價值高達3000多億美元；2007年新聞集團（News Corporation）併購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主要是購買以道•瓊斯Dow Jones指數為核心的經濟信息），加拿大湯姆森集團（Thomson Corporation）併購路透社（Reuter）。這些都使人們看到跨國公司如何透過資本運作壯大文化產業文化。
　　我國是一個文化資源大國，卻不是一個文化產業強國，除了該產業自身起步較晚、市場化運作程度不高外，資金短缺、融資困難也是制約文化產能潛力發揮的重要因素。沒有發達的文化產業金融，就難以造就發達的文化產業。因此，發展文化產業，優化文化產業格局，必須須推動文化與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結合。
　　首先，須高度重視資本市場對文化產業發展的作用，鼓勵更多的文化企業上市。上市公司可以廣泛吸引社會資金，壯大文化企業統一運作資金的規模，讓更多的社會資本進入文化領域。上市公司還可以通過資本市場收購兼併其他公司，迅速壯大規模，提高競爭力。隨著更多的文化企業集團成功上市，文化企業股東身份也更加多樣化，必將極大地提高文化產業的受關注度和文化企業的吸引力。
　　其次，設立文化產業發展引導基金和風險投資基金，對一些發展前景良好的大型文化項目和文化企業給予資金支持或扶植，以發揮文化產業的「孵化器」和「發動機」功能。
　　第三，研究組建政策性銀行――中國文化發展銀行。創建中國文化發展銀行，有助于文化企業和文化創意產業工作者通過知識產權抵押貸款、項目融資貸款、信用貸款等方式來解決資金缺口問題，有利于推動個人文化消費，增強社會各方面參與文化產業建設的熱情。
3、推動文化產業走出去。
　　文化產品與文化服務出口是傳播國家文化核心價值、展示國家文化形象的基本途徑，是打造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基本手段，也是發展文化產業的重要目的之一。
　　然而，與經濟出口長期順差且持續增長相比，我國文化出口的狀況令人尷尬：文化產業出口的逆差比例高達1：7。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在與世界交往的過程中，「拿來」的多而貢獻的少，隨著對外開放和綜合國力的增強，現在應該是時候，加強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力度，實現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平等交流，以重新喚起世界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魅力的讚賞和認同。因此，中國的文化產業發展戰略，必須重視大力提高文化產品的出口比重，使「世界工廠」供應世界的，不再僅僅是物質產品，而更多的是文化創意產品。消除文化貿易赤字，讓中國盡快由文化大國轉變成文化出口大國，是實現「中國製造」躍升為「中國創造」的關鍵所在，更是實現和平崛起、民族復興的重要戰略保證。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實現我國文化產業又好又快發展，必須用好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在占領國內市場的同時，積極開拓國際市場，推動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為此，一是要完善和落實鼓勵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的政策措施，培育外向型骨幹文化企業和對外文化中介機構，積極開展對外文化貿易，努力擴大我國文化產品和服務在國際文化市場上的份額；二是廣大企業要樹立現代營銷理念，掌握國際市場規則，抓緊構建營銷網絡，充分利用各類國際性文化博覽會、影視節、出版物展銷活動等平台，做好文化產品的推介和營銷；三是要加強與國外知名文化機構的合作，著重抓好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影視劇、出版物、民族音樂舞蹈和雜技等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出口，不斷拓展對外文化交流渠道，進一步擴大我國文化傳播範圍。
　　事實上，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擴大我國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出口份額，縮小文化貿易逆差，擴大國際市場占有率，將文化資源優勢和市場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和競爭優勢，也有助于推動我國從文化資源大國走向文化產業大國，從文化市場大國走向文化生產大國。
4、借用香港優勢，推動國家文化產業發展。
　　國際上有這樣一種說法：俄羅斯的經濟改革成效遠不及中國，主因之一，是它不像中國那樣擁有一個國際金融貿易服務中心的香港作為中介橋樑。這個講法雖然未必全面，但它至少說明，國際社會非常重視香港在中國對外開放中的獨特作用。比較而言，內地在經濟發展和開放方面特別重視香港的作用，在文化產業的發展和對外開放方面，則不太注意利用香港的優勢。
　　在全球化時代文化產業化的背景下，香港在國家的文化產業發展中，可以發揮以下多方面的作用：
　　一是可以在產業化經營、資本運作方面發揮金融中心的優勢。與國際同行相比，內地文化產業在資本運作還有較大差距。正像內地的大型經濟項目倚重香港融資一樣，在內地文化產業的發展過程中，香港的金融市場同樣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內地的文化產業可以通過香港這個「近水樓台」上市集資，利用海外的資本資源，使自己發展成為行業的龍頭企業，并適應國際性競爭的需要，甚至成為國際超級明星企業。
　　二是協助內地文化產業走向海外。立足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香港，深諳國際文化市場的運作，從文化觀念到包裝手法以及適應讀者閱讀習慣等方面，同國際高度接軌，更容易為海外接受。香港的華文媒體，包括香港的文化都比較容易輻射到世界各地去，香港的電影、流行歌曲在海外都很受歡迎，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香港可以利用這方面的優勢，與內地同行聯手，將中國的文化產品推向海外。
　　三是借鑒香港的法制經驗。在法制建設方面，內地對文化創意產品，如商標、專利、外觀設計、版權、集成電腦的布圖設計及動植物品種的知識產權重視程度，遠不及香港及其他發達國家或地區，軟件業、音像業等行業的盜版現象還十分嚴重，若不加以嚴格控制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將會嚴重削弱技術創新的積極性，限制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空間。內地可以與香港在知識產權保護、專利技術轉移與產業化等方面進行區域合作，借鑒并移植香港的經驗，以形成知識產權的保護環境，為文化產業的健康發展提供有利的法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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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16日
施政報告開放創新　符十七大精神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高敬德

10月15日，胡錦濤主席發表十七大報告，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新思維，並表示中央會全力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祖國永遠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堅強後盾。這為香港未來可持續發展打下了有力的強心針。觀乎行政長官曾蔭權上周三發表的施政報告，以香港新方向為主題，在多個領域都提出具體措施，令人看到香港的新方向。施政報告提出繁榮經濟、創造就業的十大建設工程，改善民生的減稅還富於民，照顧弱勢社群以及進步發展觀等綱領，與時並進，既切合香港社會的實際情況，又符合十七大報告的精神。曾蔭權行政長官還超前地提出盡早配合國家擬定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工作，體現了行政長官的創新觀念，為香港進一步與內地融合創造新的契機做好準備。

凝聚共識落實普選
　　當前，香港社會在政制發展問題上出現了不同的聲音，曾蔭權行政長官也沒有回避推進民主這個熱門話題：「我會盡最大努力按照《基本法》就落實普選問題凝聚共識，並爭取中央的信任和理解，促其早日實現」。這彰顯了行政長官一方面尊重社會的各種訴求，一方面表示香港必須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地達到普選的最終目標。《基本法》是香港長治久安，繁榮穩定的基石，在此前提下，必須向全社會廣泛推廣《基本法》，讓市民了解、認識《基本法》的規定，才能在普選問題上凝聚共識，為普選做好充分準備。因此，施政報告提出「全面推廣《基本法》，加強培訓公務員認識《基本法》，將《基本法》列入公務員入職考試指定範圍，加強在社區及學校推廣《基本法》」。這是施政報告一個重大的突破。公務員是市民的公僕，如果本身對《基本法》混淆不清，就很容易在工作和行為上出現偏差。所以，身為公務員，應深刻理解《基本法》的內容，才能推動全社會學好《基本法》。

向青少年推廣《基本法》
　　而加強在社區及學校的推廣工作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公民教育和《基本法》應在中小學校同步推廣，《基本法》應列入正規的課程。青少年是社會的棟樑，當他們滿18歲時，就有投票資格，只有充分認識《基本法》，方能在投票時選出真正為香港市民謀福祉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故此，盡快在學校推廣《基本法》，對社會未來的發展將會產生重大的影響。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於2005年舉辦的香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全港中學生《基本法》中文徵文大賽」，鼓勵香港全部中學生學習《基本法》，通過作文抒發學習心得和體會，得到了50多間學校逾萬名學生的支持和參與，在全港學校和中學生中掀起一股學習《基本法》的新熱潮。學生通過寫作了解《基本法》，隨之產生了一種愛國愛港的情操及對香港未來的使命感，這次《基本法》徵文比賽對香港社會推廣《基本法》起到了一個很好的帶頭作用，社會反響和效應巨大。我們盼望特區政府和社會通過多渠道加大力度推廣和宣傳《基本法》，使市民認識到學習《基本法》，執行《基本法》是每一位公民的責任。

　　施政報告給人的總體印象是開放創新贏民心，得到了大部分市民的認同。這顯示行政長官曾蔭權信守並落實競選時的承諾，在詢民情，聽民意，解民困方面下了功夫，敢於創新，有勇氣和魄力帶領香港開拓新的方向。我們相信，只要施政報告的具體措施能夠逐一落實，香港經濟必將有一個新的飛躍，民生將可獲得改善。而在民主進程方面，貫徹落實《基本法》，逐步達成共識，循序漸進發展。這樣，香港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必可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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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6月30日
文化認同促進人心回歸

　　風雨歸來歷十載，繁榮穩定顯氣派。一國兩制創先河，盛世明珠放異彩。
　　彈指一揮，十年已過，風雨洗禮，千錘百煉，香港市民再次創造神話，東方之珠魅力更勝從前！
　　香港回歸祖國懷抱十年來，社會安定，民生改善，經濟重現生機，成就有目共睹。香港社會名流和香港文化界在回歸之後創立了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本人作為會長，在文化總會大力弘揚中華文化的同時，讓我感受最深的是，香港人心回歸，首先須文化認同，而文化認同的勢頭大好。
港人愛國愛港熱情空前高漲
　　第一，「一國兩制」偉大方針成功實踐，港人愛國愛港熱情空前高漲。在港英當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下，港人缺乏國家觀念、民族意識，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不斷推行公民教育，尤其是祖國無時無刻的關懷和支持，更大大增強了港人對祖國的認同。我們可以看到，每當香港遇到困境時，中央政府都會及時伸出援手。例如在非典期間，香港缺乏必要的醫療設備，中央政府馬上作出支援。又如香港經濟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影響而萎靡不振，中央政府馬上開放自由行，並向香港送來了CEPA協議，以及准許香港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再如港人在外國遇到困難，我國駐當地的使領館人員總會第一時間提供協助……。這些事實讓港人充分感受到祖國母親的關懷和溫暖，也感受到「一國兩制」的優勢和好處。
　　更令港人自豪的是，我國的綜合實力已排在世界前列，我國體育健兒不斷揚威奧運等國際性體育比賽，我國太空人已可以輕鬆地遨遊天際……。中國的迅速崛起，給了港人莫大的鼓舞和激勵。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國家奧運金牌健兒和太空英雄楊利偉等先後訪港，都受到香港市民的熱烈歡迎，足以證明香港市民和內地同胞的心是緊密相連的，香港人為祖國的成就感到驕傲和自豪，也以自己身為中國人感到驕傲和自豪！
　　較早前有一項調查顯示，70%港人表示以身為中國人為榮（十分願意接受愛國主義教育），原來於97前後移居外國的港人，已有超過60%回流香港工作或定居。另外，到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已由1998年的13萬多人，增加到2006年的23萬多人。這些數字除了證明大部分港人人心正在回歸祖國，也顯示廣大港人對香港的未來充滿期待，對祖國的前途充滿信心。
人心回歸加深文化認同
　　第二，文化的認同，促進了人心的回歸。而人心的回歸，又加深文化的認同。十年來，在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港人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感大大提高。絕大部分香港人都認識到，中華文化是香港文化的根，同時也是香港社會的主流。以中華文化為主體，兼容並蓄地吸收西方等外來的優秀文明文化，這是香港文化的特色，也是香港社會穩定繁榮的基石。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成立以來，大力弘揚中華文化，通過深入社會各個階層，進行各種各樣、多姿多彩的推廣和交流，目的就是希望藉此加深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對中華文化的認識，以及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經過多年來的不懈努力，我們已取得可喜的成果。我們相信，進一步推動香港市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促進人心回歸具有重大的意義，所以我們將會繼續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港青少年培養出使命感和承擔感
　　第三，香港青少年已逐漸培養出愛國愛港的情操，以及對香港未來的使命感和承擔感。本會近兩年舉辦了兩次全港徵文大賽，都受到熱烈歡迎，許多青少年踴躍參與，成績斐然，令人欣慰。首先，本會有鑒於社會大眾對《基本法》缺乏深入的理解，以致屢現社會爭拗，故於2005年舉辦了「全港中學生基本法徵文比賽」，掀起了全港中學生學習《基本法》的熱潮，反應比預期更理想。參與徵文比賽的學生們普遍認為，學習《基本法》的最大得益是喚起他們對社會的承擔感和責任感，以及增加了他們對祖國和特區的認知與歸屬感。他們都認識到，作為香港社會的一分子，需要為香港和祖國盡一分義務，貢獻一分力量。
　　此外，去年底本會配合曾蔭權行政長官提出的構建和諧香港的目標，舉行了「共建和諧社會迎接美好明天」的全港徵文比賽，再度掀起了香港大中學生學習中華傳統文化與認識和諧社會的熱潮。通過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精粹，點燃了年輕一代心中的火苗，十多萬莘莘學子通過寫作，一方面加深了對中華文化的理解和熱愛，另一方面也充分展現出香港新一代對家庭、社會、香港及國家和諧與進步的關切，他們這種對祖國的關懷和對香港的承擔，讓我們看到了香港未來的希望。
　　從學生的來稿中，我們還發現香港青少年能夠極為敏銳地吸收內地不斷湧現的新人物、新思想、新文化、新精神，顯示在「一國兩制」方針下，兩地文化的密切交流已取得了令人可喜的進展。
　　回首十年，雖然風雨不斷，道路坎坷，但港人以勇敢拚搏、自強不息的精神克服了一個又一個艱難險阻，譜寫了一闋又一闋動人詩篇；展望未來，只要港人繼續發揮香港精神，團結奮進，對前途有信心，對歷史有承擔，遵守《基本法》，貫徹「一國兩制」，我們相信，香港的未來必將更加輝煌，更加璀璨！
　　玉宇澄清萬里埃，盛世明珠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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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3月26日
曾蔭權行政長官任重道遠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高敬德

紫荊花盛開，香港好運來。曾蔭權先生當選第三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全港市民額手稱慶。香港回歸祖國10周年，儘管經歷了風風雨雨，終能安然度過。特別是曾蔭權先生接任行政長官後，短短兩年來，香港經濟全面復甦，前進的步伐更加穩健。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及所屬近200家社團，衷心祝賀曾蔭權先生成功連任第三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期盼他帶領香港全體市民勇往直前，開創和諧繁榮的新局面。

　　其實，在這次行政長官選舉的兩場公開辯論中，兩位候選人的表現，相信市民心中有數。梁家傑咄咄逼人卻歪曲事理，予人浮誇煽情的印象；曾蔭權沉着務實而胸有成竹，予人正直理性的感覺。孰優孰劣，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曾蔭權先生表現了對中央政府負責的態度，表現了為700萬香港市民謀福祉的熱誠。因此，曾蔭權先生成功連任行政長官，是眾望所歸，深慶得人。

　　我們盼望曾蔭權行政長官能盡快落實他在競選政綱中所提出的各項承諾，期望曾蔭權行政長官能着力抓好以下幾項工作：
　　第一，認真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加大力度推廣和宣傳《基本法》。在政制發展方向上，要堅持按《基本法》的規定辦事，和衷共濟，以提出一份能為廣大市民接納的政制發展方案。

　　第二，以經濟帶動香港社會發展。經濟好，政制才可順利發展，民生才能改善。特區政府要善用財政儲備，推出一些較大型而切合本港需要的基建項目，藉此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積極培育有優勢的新的策略性產業，推動經濟結構的多元化發展，拉動經濟發展並增強發展後勁，為香港創造更多的機遇。

　　第三，重视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文化代表了一個國家一個地方的「軟實力」，是民眾對国家的認同感的心理基礎和精神支柱。香港有其特殊的歷史淵源，香港人心回歸，首先必須文化認同。在香港回歸祖國10周年之際，殷切希望特區政府能把文化發展列入重要的議事日程中。要以「文化促進香港人心回歸」，以「文化促進香港社會和諧」，以「文化促進香港長期穩定繁榮」，以「文化促進內地和國際友好交往」，以「文化擴大對台交往促進祖國統一」。香港更應利用現有優勢，通過多種多樣的文化交往和交流，向台灣同胞宣傳「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為祖國的統一大業發揮更好的橋樑作用。

　　第四，特區政府要廣開民意渠道，加強與市民的溝通。政府制定的政策應切合社會、市民的需要，真正做到以民意為依歸，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

　　第五，加快培育治港人才。香港人才濟濟，但出類拔萃的政治人才卻匱乏。特區政府未來要在這方面下大功夫。希望特區政府盡快能甄選出具有政治智慧又有才幹的優秀人才出任副局長及助理局長，以提高特區政府的行政效率。

　　第六，適當投放教育資源。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未來的社會接班人，要靠我們今天的悉心培養。在學制方面，應盡量擺脫殖民教育的陰影，盡快與內地和國及銜接。在進一步提高英語水平教育的同時，全面推廣普通話教學，以培養全能的人才。

　　第七，大力推動和發展社會企業，協助弱勢社群自力更生，減輕社會包袱。希望特區政府落實有關政策，扶助社會貧窮的一群。只有貧富差距縮短，才可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

　　「我要領香港走入新時代，將香港建設成一個具化、充滿創新活力、不斷向前發展的國際大都會」。曾蔭權行政長官任重道遠，我們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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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2月07日
曾蔭權率領香港攀高峰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高敬德

現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以候選人身份宣佈參選第三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發表了《協造新香港共創好環境》的競選政綱，提出五大施政綱領。曾先生的施政綱領針對香港的社會與經濟狀況，既具國際視野，又能與祖國內地經濟相融合，並充分發揮香港獨特的優勢；既沒有空洞的口號，又務實可行，完全切合香港的實際情況，這說明曾蔭權行政長官經過兩年來的磨練，累積了經驗並吸取教訓，體察民情，想香港市民之所想，急香港市民之所急，特別是減稅和推動大型基建項目，還富於民，創造就業，獲得了社會良好的回應。這是曾蔭權行政長官施政的一大進步，因此，相信曾蔭權行政長官能夠成功連任，是深得人慶，將會率領香港走進新時代，為香港開創新的局面，香港的前景必定更加樂觀。

　　曾蔭權行政長官上任以來，秉着堅決貫徹執行《基本法》，落實「一國兩制」的方針，施政強而有力，深受中央政府的支持和信任。他提出的「強政厲治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為香港市民接受並獲得廣泛的認同。兩年來，政績彪炳，施政效率提高，行政運作暢順。社會上政治爭拗明顯減少，失業率大大降低，民生改善，經濟好景，股市暢旺，開創了香港回歸以來的最好局面，取得了「政通人和」的成就。在此大好勢頭下，廣大港人都熱切盼望曾蔭權能夠當選，率領港人勇往直前，創造活力新香港。

　　本會去年底舉辦並於昨天舉行頒獎典禮的「構建和諧社會迎接美好明天」全港中文徵文比賽，目的就是希望通過比賽，為特區政府出謀獻策。反應非常熱烈，收到稿件13000份，參賽者踴躍提出了積極性的建言，內容幾乎都涵蓋在曾蔭權行政長官的五大施政重點和妥處的「十大關係」中，概括如下：
　　第一，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宣傳推廣《基本法》。加強廣大市民特別是學生、青少年的愛國愛港公民教育，是刻不容緩的問題。

　　第二，制定「以民為本」的總體戰略，以求持續穩定發展。特區政府必須增加施政的透明度，提高管治水平，廣泛咨詢民意，使政策的貫徹與執行暢通無阻。同時，為提高施政效率，特區政府應真正做到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一個開放、開明、開拓的政府更能受到市民的愛戴。

　　第三，發展經濟，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特區政府應全面振興香港經濟，大力推動、激活經濟後勁和發掘新增長點，推動大型基建項目，進一步推動與內地經濟的合作與融合，並加強環保措施，提高自身的競爭力，以保持香港在亞太地區乃至國際上的領先地位。

　　第四，注重民生，提高就業率。市民的生活素質得到改善，人人安居樂業，社會才會安定。

　　第五，全面提高人文素質，特區政府應大力投資教育，培育社會接班人。訂立長遠的文化策略，建設和諧文化，加強國際文化交流，開拓創意文化和文化產業，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文化大都會的地位。

　　第六，促進社會的多元化發展，團結各階層人士，使人人兼容寬懷，凝聚社會向心力，創造社會和諧的氛圍。希望政府、商界、民間攜手合作，運用早已在外國流行的「社會企業」理念，既能為文化水平不高的市民創造就業，使他們能自力更生，自足自給，又能發掘新移民、婦女和老人的潛能及發揮其作用。這將有力地解決社會結構和化解家庭暴力的問題。

　　參賽者還在扶貧政策、睦鄰關係、加強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促進普通話和粵語的共融等方面提出了許多積極建議。

　　綜上所列，參賽者提出的建議與曾蔭權先生的五大施政綱不謀而合，深得香港人心，這充分彰顯了曾蔭權行政長官作了大量的民意諮詢，廣泛聽取了民意，充分瞭解了市民的心聲，並以700萬香港市民的利益為依歸，從而提出了如此有遠見而務實的施政政綱，深得人心。古人雲：「治國者，圓不失規，方不失矩，本不失末，為政不失其道，萬事可成，其功可保。」我們對曾蔭權行政長官有絕對信心並寄予厚望，相信曾蔭權先生連任第三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必定能率領廣大港人發揮拼搏、勤勞、自強不息的香港精神，開拓進取，勇攀高峰。我們亦有理由相信香港的前途必定會更加光輝似錦。

　　我們擁有200家社團、7萬餘名會員的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將會一如既往，繼續支持特區政府和依法施政，支持曾蔭權行政長官的施政理念，努力促進社會安定，為締造穩定繁榮的香港和諧社會貢獻最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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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2月01日
提升管治能力香港才能成功

曾蔭權的治港理念令人鼓舞，香港特區政府過去經常被人批評辦事拖拉，「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因此，如何改變這種陋習，已成為新任特首急須面對的問題。曾蔭權承諾，如果他當選特首，一定會建立一個強有力、高效率的政府，要做到決策明快，建立強力穩健的管治風格，「政策決定只能做不能拖，絕不能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問責局長和公務員團隊之間，部門與部門之間，不容許各自為政，不能有山頭隔膜，要做到如臂使指，唇齒相依，協同運作，心力並張。」
誠如曾蔭權所說，過去七年多香港走過一些崎嶇的道路，政府和社會進退皆有所失據，港人一度信心喪失，前景暗淡。但他認為香港人只要加倍努力，必能絕處重生，使香港成功。而使香港走向成功，則必須提升政府的管治能力。
事實上，綜觀曾蔭權的治港理念，提升管治能力將成為他未來施政的重中之重，本人認為這確實很有必要。不提升管治能力，就不可能建立強有力、高效率的政府，就不可能做到決策明快，更不可能使香港絕處逢生而達致成功。對此，他主要有三大動作。第一是強化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在政策統籌和協調上的角色，也就是說，政務司司長將不再是投閒置散的角色；第二是重組行政會議，在原有的非官守成員留任的基礎上，擴大吸收新人入會；第三是改善問責制，釐清問責官員和公務員的權責，加強對問責官員的支持。
　　　　　　行政會應增加社團和政黨人士
其中尤以重組行政會議最引人注目。最近，社會各界對此已有諸多猜測，本人認為，曾蔭權應委任更多社團和政黨人士進入行會，組成執政大聯盟，以利於政府的施政，利於各項政策的順利推行。近年來，行政、立法關係頗爲緊張，政府在立法會裏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左支右絀，狼狽不堪，許多事情說不清、講不明，受到不必要的阻撓，嚴重影響施政。所以，在未來的行政會議加入更多社團和政黨代表，無異於增加同盟軍，對政府有百利而無一害。當然，道不同不相為謀，在重組行政會議時，曾蔭權必須小心拿捏，切勿輕易委任那些逢政府必反的所謂「民主
派」入會，否則，亦會事與願違，麻煩多多。
至於改善問責制方面，曾蔭權表示將會加強對問責官員的支持，本人認為這是有實際需要的。事實上，從問責制實施兩年多以來的經驗可見，當中的確存在不少問題，最令人詬病的是政府對問責官員的支持不足，令他們經常陷入孤軍作戰，獨力難支，使許多政策無法順利推行，施政效果大打折扣。要改善這種情況，為問責官員增加一名副職是值得積極考慮的其中一個方案。
　　　　　　　務實施政理念切合香港實際
曾蔭權的施政理念是實事求是，並沒有什麽花言巧語，也沒有太多的口號，在香港目前人心思定的情況下，這不僅容易被市民接受，而且，也很切合香港實際。畢竟，補選出來的特首任期只有兩年，時間有限，太遠大的目標反而會顯得不切實際，正如曾蔭權所說，新政府的施政必須務實，「政策決定只能做不能拖」。我們必須知道，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時間就是效率，時間就是金錢，香港實在拖不起了。古人說：「治國者，圓不失規，方不失矩，本不失末，為政不失其道，萬事可成，其功可保。」只要按部就班，腳踏實地，不失規矩，曾蔭權則萬事可成，其功可保，我們廣大港人完全可以對曾蔭權寄予厚望。

二00七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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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22日
建設和諧文化　構建和諧社會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高敬德

胡錦濤主席日前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家協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胡主席的這次講話，為未來文化發展方向做出了全面性、綱領性的指引，這一精神綱要，對全體文化工作者起到了莫大的激勵和鞭策作用。

　　胡主席說：「繁榮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和諧文化，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出貢獻，是現階段我國文化工作的主題。」概括而言，文化工作者今後的主要任務如下：
　　一是建設和諧文化。和諧文化既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特徵，也是實現社會和諧的精神動力和重要條件。所以，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首先必須建設和諧文化。我們要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發掘民族和諧文化資源，借鑒人類有益文明成果，倡導和諧理念，培育和諧精神，營造和諧氛圍，進一步形成全社會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規範。

　　二是正確處理創新和繼承的關係。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和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一切文明成果，積極學習和借鑒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發揚創新精神，積極開拓文藝的新天地。

　　三是加強思想道德修養。倡導真善美，弘揚人間正氣，營造美好心靈，風成化習，果行育德，恪守職業道德，弘揚職業精神，努力攀登人生和藝術的高峰。

　　學習胡主席重要講話精神，結合擁有近200家社團的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宗旨以及推廣文化的工作，本人有以下膚淺認識：
　　第一，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強大凝聚力的源泉，是維繫中華民族兒女團結和睦、自強不息的「心」和「根」，是和諧文化的基石。我們璀燦的中華文化，包含了先賢聖哲所提倡的「天人合一」、「和諧社會」、「大同世界」的思想，時間已作出驗證，先人極具真知灼見，而中華文化巨大寶庫的資源得天獨厚，是中華兒女共同的寶貴財產，我們應當將中華文化應用到當今社會，以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繁榮。

　　目前，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正在着手開展系列活動，大力建設和諧文化。從10月開始，本會連同民政事務局、教育統籌局、香港藝術發展局、公民教育委員會和九龍城區議會共同舉辦「共建和諧社會，迎接美好明天」全港中文徵文大賽。希望透過徵文比賽，倡導和諧理念，把先賢們提倡的「政通人和」、「和諧社會」、「人以和為貴」、「家和萬事興」、「和而不同」等思想發揚光大，為香港構建和諧社會出謀獻策、務實盡力。構建和諧社會需要香港全體市民的共同努力，在家庭、社區營造和諧氛圍，睦鄰相處，衷誠合作，減少爭拗，從而達成共建香港和諧社會的目標。

　　第二，我們在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基礎上，應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結合時代的潮流，以創新進取的精神，為傳統文化注入新血。同時，通過多元互動的交流，開拓國際視野，吸收國際上的優秀文化，博採眾長，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這樣，中華文化就既富有中華民族本身的特色，而又能借鑑西方文化的優良之處。香港具有中西文化互融交匯的特殊地位，應該擔負起這方面的重任，而中華文化總會更應義無反顧地承擔着這種歷史的使命和職責。事實上，我們現在正潛移默化的透過多種途徑向世界各地弘揚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總會計劃2007年與世界文化組織在香港舉辦大型國際文化藝術博覽盛會，匯集全世界文化藝術界宣揚中華文化、文明文化、藝術文化、健康文化、社會文化，通過文化推動世界和平、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友愛和睦，從而構建文明、健康、美麗、和諧的世界。

　　第三，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百折不撓、堅韌不拔、自強不息、奮力拚搏、創新拓進的精神，已成為中華民族戰勝困難、扭轉逆境的動力。我們應該促使全世界龍的傳人都能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分享中華文化的寶貴財富，相信在中華民族強大的凝聚力之下，我們必能薪火相傳，生生不息，促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第四，文化藝術要以人為本，才能提高人們的素質，激勵人們奮發向上的精神，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作為文化藝術工作者，必須加強道德規範，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追求和弘揚真善美，積累豐富知識，提高精神境界，才能發現美、創造美、弘揚美，帶給人們美的享受。同時，對於文化藝術者的創作成果，我們必須十分愛護、保護和傳承，才能激勵他們的創作動力和積極性。為此，中華文化總會正在會同有關方面籌備設立文化產業發展局，通過搭建一個文化產業化的平台，使文化藝術者一方面能夠自我發展，自我提升、自我創造，另一方面又能為各類文化產品開拓市場，極大地提高文化產品價值，進而打造具有香港特色的文化產業。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將會在創新開拓中探索如何更好地弘揚中華文化，建設和諧文化，不斷地為構建香港和諧社會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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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07日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高敬德

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先生溘然長逝，香港市民無比哀慟。霍英東先生一生愛國愛港，謙恭厚道，光明磊落，心昭日月，贏得了社會的普遍敬重。他自強不息、敢為天下先的精神永存，他是廣大港人的楷模。本人從出任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起，有幸連續三屆和霍副主席共商國事，如今重新回味霍先生為人處事的格言，獲益殊深。

　　霍英東先生一生務實，為國家和香港作了很多有益的事。他將自己個人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興衰存亡融為一體，每每在中國最需要協助的關鍵時刻，他必竭盡所能挺身而出，在財力物力上支持國家。同時，霍英東先生堅守信念，為香港的利益打拚，為確保香港順利回歸以及回歸後香港的持續穩定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霍英東先生為人低調，少說多做，富有魄力。「要麼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就是他的格言。刻苦耐勞、親力親為是他的本色。他在每個歷史時期的大動作都有特定的代表性，事後看來別具意義。早在70年代，霍英東先生協助中國重返國際體壇，為振興和發展中國的體育事業不遺餘力，做出了巨大貢獻。在80年代初，中國推行經濟改革對外開放政策，他以實際行動支持祖國改革開放，率先在廣州投資興建白天鵝賓館，擔當時代先鋒。他曾說過：「我投資，不是着眼於賺錢，而是重在其所產生的積極效應。投資賓館資金不多，但意義已超越所投入之區區數目。」90年代，他全情投入開發南沙。1995年10月，霍英東先生在巴黎的一個歐洲華人學會上演講時，感慨萬千地說過這樣一段話：「一個曾經以文明、繁榮著稱世界逾千年的東亞大帝國，一個蘊藏着巨大發展潛力的國家，匆匆四、五十年間，竟至一落千丈，中國人百年挨打的屈辱就此開始。人類的歷史，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悲劇了。」這就是他全心全意全力支持祖國改革開放、為華夏的強盛作一番轟轟烈烈卻又扎扎實實事業的最大動力。為此，霍英東先生十幾年來，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披荊斬棘，把南沙一片荒涼之地搖變成為一座現代化新城，成為連接香港、支持珠江三角洲與整個廣東建設的樞紐，直接促進了廣東省和香港的經濟發展。如今，在番禺南沙，美麗的新城閃耀着時代的光芒，正在告慰着霍英東先生的英靈。

　　「我是一個中國人，我愛我的祖國，愛我的家鄉，能為祖國和家鄉的建設事業做出貢獻，就是我平生的夙願。」「財富是來自社會，應該回報社會。」霍英東先生懷着對祖國對家鄉的深厚感情，積極支持祖國建設和家鄉建設，並慷慨捐贈巨資，支援祖國和香港的體育事業、文化事業的發展。他認為，體育水平是國家興盛的一個標誌，同時也是凝聚民族和社會的重要力量，從打開中國重返國際體壇的道路，到中國成功申辦奧運，中國能夠在今天成為世界體育大國，霍先生功不可沒。

　　霍英東先生的一生是傳奇性的，從建築工人到建設先鋒，成功的因素緣於他自強不息的拚搏精神和好學不倦的無比韌力。不說其他，只聽他講英文，琅琅上口，對答流利，這就是他自學苦練的成果。霍先生的這種精神，是我們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榜樣。今天，我們紀念霍英東先生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悲痛和懷念化為實際行動，將霍先生愛國愛港、自強不息的精神發揚光大，為祖國的昌盛富強，為香港的長期穩定繁榮與社會和谐盡自己最大的努力。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霍英東先生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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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01日
加強愛國教育　促進文化回歸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高敬德

香港回歸祖國七年多了，港人對祖國越來越親近，但是，香港受100多年殖民統治的影響，相當一部分香港人對祖國認識不足，因此，加強愛國教育和推動基本法教育是香港特區政府責無旁貸的工作，而愛國教育是長期的任務，希望香港社會各界人士能夠共同關注。

　　今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5周年了，我們偉大的祖國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飛躍，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奇跡，現已跨入了歷史最好時期，當今的中國國富民強，國際地位日益提高，綜合國力不斷加強，民族團結更加鞏固。作爲祖國特別行政區的香港，經濟近來快速復甦，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創新高，愛國愛港人士獲得選民普遍認同，這是香港獻給祖國成立55周年的最佳禮物。

　　祖國山河多嬌嬈，神州大地盡舜堯。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中國持續深化改革開放，在經濟建設和現代化建設等方面取得的輝煌成就舉世矚目。去年10月，神舟五號載人航天飛行成功，實現了中華民族長久期盼的飛天夢想；今年第28屆雅典奧運，中國健兒發揮堅毅不拔的精神，獲得了32面金牌的驕人成績，並打破多項世界紀錄，取得歷史性突破，為中國人民爭取了巨大的榮耀。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後的成功實踐，實現了世紀偉人鄧小平「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為台灣的和平統一開創了可行的模式，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創造了條件。可以預見，偉大祖國即將迎來更大的飛躍！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雖然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非典型肺炎和禽流感等災難，經濟陷入低谷，政制發展引起爭拗，但在祖國堅強後盾的支持下，中央政府堅決落實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對香港果斷採取連串有力的措施，如CEPA、個人遊、開放人民幣經營、泛珠三角洲9+2經濟合作等，使香港終於成功扭轉逆勢，不但經濟復甦勢頭明顯，市民重建信心，就在9月12日的立法會選舉中，愛國愛港陣營受到了市民的普遍支持和認同，香港的明天必會更加亮麗。不過，香港市民應該珍惜來之不易的成果，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皆要重視「文化回歸」和「人心回歸」的重要性和長期性，尤其要加強對青少年的愛國愛港教育，讓他們從小做起，多了解祖國的驕人成就以及祖國與香港融合之情，只有這樣，香港才能培養出真正的愛祖國、愛香港的新一代接班人。

　　愛國愛港觀念應從小培養，但香港教育制度在過去長期殖民統治的影響下，大部分老師都是接受英式教育，加之香港回歸祖國時間尚短，而本身的國家、民族觀念尚為薄弱，故對培養學生對國家的歸屬感有所影響。本人認爲，加強學生、青少年的愛國愛港教育，是刻不容緩的問題，特區政府應徹底解決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教育弊端，樹立新的正確的教育觀念。

　　首先，應強制學校舉行升國旗、唱國歌儀式。國情教育必須從學校做起，升國旗、唱國歌是一種最切實有效的愛國教育。看着五星紅旗冉冉升起，高唱着豪邁激昂的國歌，愛國情、民族感就會油然而生，學生對國家有了認識，才能逐漸產生對國家的歸屬感。升國旗、唱國歌在其他國家其實是很普遍的事，但在香港卻阻力重重，令人嘖嘖稱奇，這説明特區政府忽視了這一方面的公民教育。

　　第二，把《基本法》列入中小學的公民教育課程。從年初香港社會出現的圍繞政制發展的爭議，顯示當前具有憲法地位的《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尚未被廣大港人普遍認識，未來一段時間，政府除了應從各種途徑大力宣傳和推廣《基本法》外，還要把認識《基本法》、學習《基本法》、正確理解《基本法》、貫徹執行《基本法》作為一種公民教育和責任。學校應將《基本法》作爲教材，以便讓學生了解《基本法》的内容，自小培養守法的精神。

　　第三，大力弘揚中華文化。要使年輕一代更加認同祖國，就必須進一步弘揚中華文化，學校擔負着重要的使命。其實，要達致更佳的效果，歸根究底還是必須從改革教育制度方面入手。學校必須放棄「填鴨式」的教育方式，把中華文化作爲公民教育的一個主要科目，並舉辦中華文化的課外活動，讓中華文化深入青少年心田，鼓勵和創造環境讓學生多走、多看、多問、多思考、多參與，才能幫助他們建立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達到德、智、體、群、美的全面發展。也只有這樣，青少年才能有更多的機會認識偉大的祖國和接觸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

　　第四，加強香港與内地的交流。拉近青少年與祖國的距離，提升國情教育，體驗中華文化，加強香港與內地的交流與溝通是必不可少的有效途徑。通過考察中國各地的風土人情、文物遺產，使香港學生實地了解中華文化，擴濶視野，親身感受身為中國人的自豪與驕傲，這種教育的輻射力是十分強大的。今後，有關交流與溝通應該更加頻密，而特區政府應該予以一定的協助及推動。同時，在一些國家大事如國慶節，有關部門應組織香港學生代表團前往內地交流及參觀，讓學生親歷慶典，親近國家和領導人，使他們感受到國家對香港青少年的關懷與重視，增強他們對祖國的認同感。另外，如果條件允許的話，應該安排香港學生到内地或在駐港部隊進行集體軍訓，這樣，既有助於訓練學生的體能和培養學生的人格，加強學生的紀律性和服從性，又有助於學生認識人民解放軍並熱愛人民解放軍。

　　第五，以祖國的偉大成就激發港人愛國情懷。去年的「神舟五號」載人飛船成功發射和雅典奧運會，香港市民與內地人民表現出同樣的興奮與激動，這充分證明了絕大多數香港人將自己的命運與祖國的榮辱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當楊利偉暨中國首次載人航天代表團和中國奧運金牌健兒代表團訪港時，萬人空巷，場面哄動，代表團所到之處，無不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和歡呼。可以說，「神舟五號」的成功發射以及載人航天代表團和中國奧運金牌健兒代表團的訪港，對於香港整個社會無疑是最佳的公民教育和愛國教育，它大大加強了廣大港人特別是青少年對祖國和中華文化的認同感與歸屬感。由此得到啓發，只要充分展示祖國的巨大成就，就可以極大地激發香港人的愛國情和民族感。

　　總而言之，文化的回歸和人心的回歸是關乎今後香港和社會長治久安的大事，而培養香港青少年的愛國情、民族感，則是一項實現「雙回歸」的任重道遠的工作。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愛國教育應從學校做起，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坐言起行，帶領全體香港市民一起重視和關心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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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4月20日
新特首面對兩大任務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高敬德

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於本月24日審議國務院關於提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53條第2款的議案和委員長會議提出的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53條第2款的解釋（草案），預料中央政府本着負責任的態度，將會釐清有關特首補選任期的問題，息疑止爭，使特區政府特首補選順利舉行，避免出現管治真空和憲制危機，保障香港社會和諧穩定、持續發展。

　　事實上，除了部分政客凡政府必反、凡中央必反之外，大多數香港市民對這次人大釋法並沒有太大的抗拒情緒，根據民意調查顯示，贊成釋法的人甚至比反對的人還要多，47%受訪的市民不認同「人大釋法代表香港法治已死」，這與過去兩次釋法有明顯的分別。這充分顯示廣大香港市民的法制觀念逐漸增強，不再容易受到一些不懷好意的政客的唆擺。而且，經歷過去多年的紛紛擾擾後，香港人對太政治化的議題已不再有興趣，民心思定彰彰明甚，任何逆民意而行的舉動都不得人心，而嘩眾取寵的政客必自取其辱。

　　特首補選任期是關乎香港管治的大問題，絕對不容有失。有些人對基本法某些條文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出現不同的意見，這並不奇怪，正因如此，才更加顯出釋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某些政客、大狀總別有用心地為釋法扣上破壞「『一國兩制』，干預司法，破壞香港法治」的大帽子，根本是在危言聳聽。基本法清楚寫明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有解釋權，而人大常委會行使這個權利，對基本法當中不清晰的地方進行解釋，這是合法合憲、天經地義的，怎麼能說是違反法治、損害「一國兩制」和司法獨立呢？難道任由香港社會爭論不斷，亂象紛呈，那才符合香港利益嗎？基本法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會，而遵循經人大常委會解釋的法律則屬於本港法院的權力，這是基本的法律常識，完全沒有必要再糾纏不清。

　　目前，各界應該通過溝通增進了解，以客觀、理性的態度看待人大釋法，確保新特首順利在7月10日產生，確保香港特區政府運作順利。過去，香港社會之所以會出現那麼多的爭論，皆因特區政府在宣傳基本法方面做得不夠，所以，新特首上任後，必須吸取這個教訓，全力推廣基本法，務必使人人認識基本法，人人建立正確的法制觀念，真正維護法治和「一國兩制」，這樣才能有效平息爭拗，締造和諧的社會氛圍，有利政府施政，並且有效地推動香港政制和民主發展。

　　當然，政制發展是離不開經濟繁榮這個基石的，要更有效加快民主步伐，歸根結底還是必須先搞好經濟，因此特區政府新的領導班子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全面振興經濟，大力拉動香港的經濟，努力激活發展後勁和發掘新增長點，提高自身的競爭力，以保持香港在亞太地區乃至國際上的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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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1月31日
以中華文化為紐帶促進祖國統一

　　十年前，江澤民先生發表了《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重要講話，提出了解決台灣問題的八項主張。十年後的今天，聯繫目前台海兩岸的實際情況來重溫這篇講話，仍然覺得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中華民族進入偉大復興的新世紀，實現統一大業是我們國家在政治和外交上的頭等大事。香港和澳門已先後回歸祖國多年，「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已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的實踐也已作出科學的結論﹕中國一定要實現和平統一，也只有和平統一，國家才能強盛，民族才能強大。
　　然而，台獨分子卻無視這種潮流，倒行逆施，幹盡破壞兩岸和平統一的壞事、蠢事，並且愈來愈猖狂，使兩岸局勢處於一個非常嚴峻的時刻，我們對此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陳水扁當局為了割斷台灣與祖國大陸的歷史和文化聯繫，不斷搞「去中國化」、「台灣正名」等小動作，其狼子野心暴露無遺。可笑的是，與此同時，他竟然還恬不知恥地說甚麼要「共同促進兩岸和平及永續發展」，還在夢想要「劃定兩岸軍事緩衝區」，這種掩耳盜鈴的把戲，實在是自欺欺人。事實上，所謂軍事緩衝區，只不過是陳水扁癡人說夢而已，13億中國人民是絕對不會答應的。不但不答應，而且更要抓緊國防建設，增強國防力量，因為只有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才能夠更有效地維護祖國神聖領土的完整，才能夠阻嚇台獨分子不敢輕舉妄動，也才能夠警告外國勢力不得肆意干預中國內政。
　　國家為處理台灣問題而制訂的《反分裂國家法》將於今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立法的啟動，將有效地遏制陳水扁當局走向「台獨」和戰爭。當然，中央領導人始終希望可以和平統一，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外訪時多次強調，他們比任何人更願意以最大的誠意、最大的決心、最大的努力實現和平統一。這反映了祖國大陸在和平統一的政策上的延續性和穩定性，說明中央政府仍將和平統一確定為首要的政策目標。
　　全世界所有中國人都不想海峽兩岸燃起戰火，希望看到國家早日和平統一，而要實現這個目標，我們認為，中華兒女共同創造的五千年燦爛文化，就是中華民族強大凝聚力的源泉，也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一個重要基礎。文化交流對於促進兩岸良性互動，增進雙方相互了解，是具有相當正面的作用。台灣從1987年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以來，兩岸民間往來日益頻繁。每年台灣赴大陸旅遊人數不斷上升，這一勢頭顯示海峽兩岸同祖同宗、同文同種，在共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下，文化交流更容易獲得民眾的共鳴，也彰顯兩岸民間的文化旅遊經貿融合已勢不可擋。尤其是兩岸最近在澳門達成春節包機協議，更是令人振奮。今年春節，兩岸將首次實現直航，這是兩岸關係的一個重大突破，是一個全新的開始，希望今後兩岸可繼續循着這個方向努力，促成更多的民間交流，使兩岸人民更加密切地結合在一起。
　　中華文化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重要基礎，從這一戰略意義出發，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加強和擴大海峽兩岸的文化交流和合作。
　　其一，加強兩岸文化界的頻密互訪、交流、協作，共敘民族感情。近年，台灣人民的「大陸熱」方興未艾，許多已走進祖國大陸的台灣同胞，都深感祖國對他們的關懷、愛護之情誼，增強了對祖國的認同感和自豪感。因此，我們奉勸台灣當局不要罔顧民意，應盡快消除在民間正常交往上所設的人為障礙。
　　其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中央政府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和最高原則。香港和澳門回歸祖國，豐富了「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一國兩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所以，我們應多多利用香港、澳門的地理條件和發揮其作為兩岸文化交流的橋樑與紐帶作用，通過香港、澳門與台灣文化團體間的往來和交流，向台灣同胞宣傳、介紹港澳落實「一國兩制」的成功經驗，讓台胞進一步了解港澳回歸祖國後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民主、自由的真實情況，達到加強了解、減少誤解、增進理解的效果，相信這必將
為台灣地區實現「一國兩制」產生積極的作用。
　　其三，舉行大型的文化活動。在祖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輪流舉辦兩岸及兩岸與香港地區、兩岸與港澳地區的專題研討會或展覽，從歷史、地理、藝術、教育、民族風情等各個方面來弘揚中華文化，維護中華文化一體化，以壓抑、抵制「文化台獨」。目前，包括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在內的不少港澳民間團體已積極地對台開展了有關活動，但還可加大力度，以後可以擇機組織專題化、規模化和影響力大、意義深遠的大型文化活動，這對推進兩岸關係的發展是有極大助益的。
　　祖國的統一，人民的團結，是大勢所趨，潮流所向，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台灣當局必須認清形勢，順應潮流，拋掉所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盡快回到「一個中國」的原則上來，重啟兩岸之間的會談，這樣，才符合兩岸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樣，台灣才會有前途。我們堅信，在江澤民先生對台八項主張的指引下，在胡錦濤主席為首的中央政府的英明決策下，在兩岸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祖國和平統一必定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定會到來！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作為香港民間文化最大團體之一，我們將矢志不渝地為推動兩岸文化交流，弘揚中華文化作出應有的貢獻。

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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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01日
「公投」動議居心險惡

　　香港有些人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總是惟恐天下不亂，經常故意挑起事端，無風也要掀起三尺浪。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在立法會提出所謂「公投」的動議，蓄意挑戰「一國兩制」，破壞《基本法》，製造中央與香港特區之間的對立與矛盾，陷港人於不義，可謂居心險惡！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並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更不是主權國家，一切憲政權力來自中央的授予，根本沒有自行舉行「公投」的權利。況且，《基本法》就特首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已有明確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也於今年4月26日就07/08年不實行普選有了最終的決定，張超雄以及一小撮所謂「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無視這種事實，故意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企圖以「公投」的名義來挑起爭端，製造混亂。我們不禁要問：他們究竟目的何在？想將香港引向何方？

　　　　　　　挑起爭端撈取政治利益

　　毫無疑問，「公投」是挑戰國家憲政體制的行為，其本質已帶有濃厚的「港獨」色彩，無論張超雄等人如何狡辯，都無法否認這個事實，更無法自圓其說。倘若他們的陰謀得逞，勢必為香港帶來極其嚴重的後果，帶來無法估量的損害，香港市民千萬要擦亮眼睛，分辨是非，不要上當受騙。那些所謂「民主派」，口口聲聲為香港爭取民主，其實，正是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嚴重損害香港人的利益，嚴重破壞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嚴重阻礙香港的民主發展，他們披着「民主」的外衣，幹的卻全是不利於民主的事情，實際上他們才是民主的最大絆腳石。
　　其實，張超雄一夥提出的所謂「公投」，早已不是甚麼新鮮玩意，那只不過是邯鄲學步、拾人牙慧，從台獨分子陳水扁那裡照抄照搬過來的貨色。可笑的是，他們也自知理虧，難以令人信服，所以既要提出「公投」，但卻猶抱琵琶半遮臉，將之包裝為「大型民意調查」。這簡直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請問，既然是民意調查，何須在立法會這種神聖的殿堂上提出動議？又何須如此大張旗鼓，惟恐天下不亂？
　　香港的經濟在中央政府給予一系列優惠政策的推動下，最近正持續好轉，而整體社會氣氛在今年九月份的立法會選舉過後，也正逐漸趨於緩和，本來，這正是全體港人同心同德、集中精力進一步搞好經濟的最佳時機。可惜，一小撮野心家、陰謀家，深恐香港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繁榮，將使他們失去政治舞台，於是他們不惜絞盡腦汁、挖空心思地自編自導自演了這齣「公投」鬧劇，為香港帶來空前的危機。這種為了撈取個人的政治本錢，置700萬香港市民根本利益而不顧的自私行為，實在令人齒冷！

　　　　　　市民厭倦爭拗首務改善民生

　　人心思定，過去幾年，香港社會已經太過政治化，各種爭論不斷，社會嚴重分化，市民對此早已感到厭倦。我們現在最希望見到的是社會和諧，經濟能夠進一步復甦，失業率大幅回落，生活明顯改善，而不願再生活於永無休止的政治爭拗中。作為立法會議員，應該本着負責任的態度，因應市民的訴求，多從改善民生的方向努力，多提一些有益有建設性的意見，至於那些嘩眾取竉的鬧劇、醜劇，可以休矣！

二00四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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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08月01日
仰之彌高　鑽之彌堅

鄧公誕辰百周年，
億萬神州緬聖賢。
改革宏圖親手繪，
豐功偉績史無前。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在中國現代史上，鄧小平毫無疑問是最具傳奇色彩的政治人物，也是最受中國人民推崇及愛戴的領袖。是他，為中國開啟了封閉的大門；是他，帶領中國走向繁榮富強；是他，替中國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同；是他，使中國人獲得了尊嚴。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為中國人民樹立了一座任何人也無法踰越的歷史豐碑。
　　人們常說時勢造英雄，反過來看，英雄也能造時勢。鄧小平不但創造了時勢，創造了歷史，更創造了奇跡。他的政治生涯，三起三落，他憑着堅強的個性、超人的毅力和獨到的政治智慧，每一次復出都更令人矚目，每一次復出都走向更大的成功。孔子說：「君子不憂不懼。」鄧小平正是一個不憂不懼的人。他在接受一位外國記者訪問時曾表示：「我之所以能經受如此多的打擊，是因為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從不失望。」其實，鄧小平不憂不懼的是個人的得失、個人的榮辱，他一生追求國家的統一、國家的穩定、國家的富強，「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當之無愧是「中國人民的兒子」。
　　鄧小平不但為中國人民帶來了龐大的物質財富，也留下了巨大的精神寶庫。鄧小平理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歷久常新，其理論總括而言就是四個字：實事求是。「不管黑貓白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這個著名的「貓論」，就是實事求是的精粹。事實上，正是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鄧小平才能打破框框，甩開包袱，帶領中國人民撥亂反正，走向勝利。因此，繼承鄧小平的事業，就必須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講真話，辦實事，只有這樣，中國人民才有可能走向更大的輝煌，取得更大的勝利。
　　鄧小平有很深的「香港情意結」，他一向非常關心香港的事情。早在革命戰爭年代，他曾多次經過香港，可惜每次都是來去匆匆。直到晚年，他仍念念不忘要到回歸後的香港、自己的地方一遊，他曾說：「就是坐輪椅，哪怕在香港的土地上呆一分鐘也好。」令人遺憾的是，他老人家的這個心願始終未能實現。不過，香港與澳門早已按照他所規劃的宏圖正式回到祖國懷抱，他所倡導的「一國兩制」方針正得到不折不扣的貫徹落實，這已足以告慰他老人家在天之靈，他應已無憾！
　　古人說：「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鄧小平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偉大形象，令人敬仰。今年是他老人家誕生一百周年，這是一個值得紀念、值得謳歌的日子，人們在懷念他老人家之餘，更必須遵照他老人家的教導，跟隨他老人家的足跡，把中國建設得更加繁榮富強，讓中國人民更加驕傲與自豪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才是紀念他老人家的最佳方法。

二00四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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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08月01日
集合港澳川滇各地優勢打造區域性大旅遊聯盟

　　旅遊業是二十一世紀的朝陽產業。世界旅遊組織早就作出預測，中國在2010年將成為世界頭號旅遊目的地和名列前茅的出國旅遊市場。現中國政府已把發展旅遊產業確定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緊緊把握發展機遇，努力培育旅遊大產業亦取得了中國各級政府的廣泛共識。最近，本人有機會赴全國旅遊資源最為豐富的四川省、雲南省，目睹了四川、雲南省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色和人文歷史景觀，感觸頗深。
　　在四川、雲南這片古老神奇、富饒美麗的大地上，不僅幅員遼闊、山川秀麗，而且歷史悠久、民俗各異，多年來，以其獨特而誘人的魅力，吸引了千千萬萬的海外遊客紛至沓來。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四川、雲南旅遊業發展迅速，正在成為海內外旅遊的新熱點。顯示出了良好的發展機遇和前景，“非典”過後，四川、雲南旅遊業獲得了恢復性增長，旅遊人數正在迅猛上升，顯示出了極強的旺勢。香港、澳門屬於國際性旅遊城市，與四川、雲南旅遊業有很強的互補性，為此，本人現僅從以下三方面就“集合港澳川滇各地優勢，打造區域性大旅遊聯盟”，談一些膚淺的看法。
一、港澳川滇各有所長應盡快實施優勢互補
　　香港是中國國際旅遊最發達的大都市，在國際市場開拓方面，有巨大的資金優勢、人才優勢和促銷渠道的優勢及成功的旅遊業管理經驗，也是歐美和東南亞等國家遊客到中國、中國內地遊客到東南亞國家乃至亞太地區的重要中轉站。亞洲金融風暴以後，為重振香港旅遊業發展，促進經濟盡快復蘇，香港特區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振興旅遊業的刺激性措施，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並已顯現成效。2002年上半年來港遊客達750萬人次，儘管今年以來受“非典”影響，但2003年上半年來港遊客亦達 600萬人次，“非典”過後，酒店入住率亦已回升至70％以上，經過金融風暴和“非典”的洗禮，香港這個全球旅遊的熱點更是熱上加熱。香港與內地合作發展旅遊業，可共同在旅遊資源、客源，以至市場、產品拓展方面起互補作用，這已是不爭的事實。據統計，2003年上半年內地至港旅客佔訪港遊客總數的54.4％，人均消費達5,100餘元，可見內地遊客已成為香港旅遊業的主要收入來源。同時，香港居民每年往返內地達6,200多萬人次，佔內地總接待量的 63％左右，也是內地旅遊業第一大客源地。此外，香港與內地亦是互為輸送海外旅客的橋樑，根據有關方面的抽樣調查，內地有50％以上外國遊客和55％以上臺灣遊客轉往港澳地區。由此可見，香港與內地合作發展旅遊業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前景極為廣闊。
　　澳門向來是人們旅遊熱點之地，尤其是娛樂博彩業名氣很大，享有小“拉斯維加斯”之稱。澳門與香港僅一水之隔，而水路、航空早已相通，十分便利，因此，“遊香港必到澳門，到澳門必遊香港”，是遊客們的普遍目的。目前，在澳門特區政府有力領導下，繼三家博彩新牌照發出後，新一輪的澳門旅遊熱正在興起，澳門旅遊業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勢頭興旺繁榮起來。
　　四川自古為山川毓秀、人文薈萃之地，自然風光與人文景觀相互交融，旅遊資源十分豐富。在自然風光中，四川的山嶽、峽谷、江湖、溶洞、溫泉、避暑地、自然保護區一應俱全。現有世界著名的九寨溝、黃龍、樂山、青城山、峨嵋山、蜀南竹海、海螺溝、四姑娘山、都江堰、僰人懸棺、三星堆等十餘個國家級歷史名勝風景區，四川是中國美豔無比的瑰寶。奇秀的自然風光孕育了四川悠久的歷史文化。至今仍是千古之謎的“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文物等證明，四川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尤其尚未開發、鮮為人知的處女旅遊寶地宜賓市，是我國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也是“萬里長江第一城”，早在宋代，宜賓作為西南重鎮，經濟繁榮，風景優美，曾被譽為“世上最美麗的水城”，至今中外難解之謎的宜賓僰人懸棺、具有3,000多年歷史的哪吒洞、規模宏大的真武廟等，為中華文明史增添了絢麗的一筆。四川可堪稱為世界文化觀光無可比擬的勝地。
　　雲南地處祖國西南邊陲，毗鄰越南、緬甸、泰國、老撾、柬埔寨等國家，是中國通往東南亞各國和南亞地區的重要門戶。省會昆明市是具有二千多年歷史的文化名城，四季溫暖如春，素有“春城”美稱。雲南省山川秀麗，名勝古蹟眾多。世代生活在雲南的二十六個民族勤勞勇敢、熱情好客，獨特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使具有“綠色天堂”美譽的雲南成為風景如畫、聞名遐邇的旅遊勝地。其中，享譽中外的高原明珠滇池、天下奇觀石林、熱帶雨林西雙版納、「東方日內瓦」大理、“香格里拉”迪慶、世界文化遺產古城麗江、全球第二大清澈見底的玉溪撫仙湖和滑雪勝地玉龍雪山，以及“三江併流”世界自然遺產，都是使海內外遊客流連忘返的好去處。雲南獨特的自然風光和民族風情與無可比擬的氣候是全球觀光旅遊的絕妙勝地。
　　綜上所述，港澳川滇顯而易見地皆為海內外旅遊熱點，均有各自的特點和不可取代的優勢。先進的科學技術可以學，人為的景觀可以造，而天然生成的氣候、水土、巧奪天工的奇山異石等自然景色則是人力不可為的。香港雖是現代國際大都會城市，國際金融、商業、航運和資訊業名列世界前茅，亦是全球著名的購物天堂，但卻缺乏名山大川，沒有著名的博物館、歌劇院、圖書館、娛樂中心和大型動植物園，也沒有享譽中外的文化古跡和民族風情等等。澳門雖有博彩娛樂業，但規模甚小，尚不夠大，亦同樣面臨香港旅遊業所缺乏的自然景觀。因而，如能依托祖國將各地尤其是將四川省、雲南省旅遊資源乃至歷史悠久的古代蜀都、南疆部落、名山大川、江河湖泊、天然美景、民族風情、文化古跡與香港現代大都市的旅遊特色和澳門的旅遊特點有機地結合起來，就能達到既可滿足世界各地和本國遊客文化觀光的需求，又可滿足他們的商務和購物之目的，並進而發揮港澳川滇各自優勢，相互彌補四地旅遊業的不足，使港澳川滇四地旅遊業極大的增強發展後勁。
二、構建港澳川滇大旅遊聯盟努力提高四地競爭實力
港澳川滇四地旅遊業發展到今天的狀況，實乃來之不易，但旅遊業與其它行業一樣，不發展就後退。所以，擺在四地面前有兩條路子：一條是“安於現狀，小步向前”；另一條是把現有旅遊業成果做為新的起點，“不斷創新，做大做強”。我認為，四地旅遊業雖久負盛名，但盛名之下，亦存在著八大反差。
一是遊客慕名而來與旅遊景點單調形成反差。
　　盡管四地可供遊客遊玩的景點不少，但由於大部份景點單調，輔助性遊樂項目不足，導致遊客興趣不濃，遊覽停留時間短，旅遊業綜合效益不佳。
二是白天遊覽多與夜晚活動少形成反差。
　　四地白天遊覽景點較多，但除澳門外，其它三地夜晚活動則顯得過少，特別是在四川、雲南形成了“白天看廟、晚上睡覺”或“白天觀美景，夜晚黑濛濛”的狀況。
　　三是旅遊熱點過熱與培育新熱點過少形成反差。
　　四地尤其是四川、雲南旅遊熱點往往過熱，人滿為患，甚至連去廁所也排長龍。但對培育新的旅遊熱點品牌卻重視不夠，導致習慣上的熱點過熱，新闢旅遊點過冷的“兩張皮”現象依然嚴重。
　　四是優美的歷史文化景觀與陳舊落後的基礎設施形成反差。
　　四地特別是四川、雲南優美的自然風景和歷史文化景觀使遊客嘆為觀止、流連忘返。但陳舊落後的旅遊配套設施、衛生環境卻使人十分畏懼甚至望而卻步。
　　五是旅遊企業的猛增與旅遊促銷滯後形成反差。
近年來，四地尤其是四川、雲南的酒店、旅行社、旅遊開發公司、旅遊汽車公司、旅遊產品商店在內的旅遊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增多，但如此眾多的旅遊企業中，真正樹立起促銷意識，尤其是樹立起企業品牌的卻不多。
六是旅遊業的大發展與管理不利形成反差。
　　四地旅遊業均存在管理沒有形成合力的問題，尤其四川、雲南兩地的有關職能部門沒有形成合力、齊抓共管，各有關方面只注重微觀管理而忽視了宏觀上的把握，政出多門、一家一戶分散多頭管理，客到地頭止，協作性極差，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旅遊業的發展，甚至削弱了長久以來人民辛辛苦苦創建的旅遊品牌效應。
七是遊客的期望值與服務人員素質低下形成反差。
　　四地旅遊業從業服務人員，特別是四川、雲南導遊和接待人員的素質還普遍偏低，他們的服務與遊客的期望值還有一定差距，這往往影響旅遊業形象，使遊客怨氣較大。
　　八是旅遊業的興旺與旅遊產品的開發形成反差。
　　旅遊產品的開發是發展旅遊業的一個重要內容。四地旅遊產品的開發未能形成產業化發展，旅遊購物的收入在旅遊業綜合收入中所佔比例發達國家在40％以上，香港在這方面具有優勢，已達55％左右，四川、雲南可能達不到25％。
　　上述這些都是港澳川滇四地旅遊業刻不容緩、急待解決的問題。尤其在二十一世紀，世界經濟趨向一體化，競爭日益激烈，為揚長避短，更有利旅遊資源的優化組合、配搭和開發，區域性大合作顯得越來越為重要。據悉，四川、雲南兩地正在計劃實施全省旅遊業戰略性改組，建立跨行業、跨地區、跨所有制的大型旅遊企業集團。同時，探索聯營、民營、合資等多元化投資主體的旅行社新體制。這完全符合“發展大旅遊，培育大產業”的思路。四川與雲南兩地相接壤，人口1.2億多，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旅遊資源雄厚；香港與澳門兩地相毗鄰，國際知名度高，經濟發達，地位凸顯。因而無論從拓展國際市場或是開發國內市場來看，港澳川滇四地都有必要建立大旅遊經濟戰略協作圈關係，都有必要共同建立四地大旅遊經濟戰略合作聯盟，以有力地促進四地旅遊業與國際旅遊業的快速接軌，並在共同聯合中相互促進、相互受益、相互提高。
　　當前，亞洲金融風暴造成的災害正在逐漸得到恢復性治理，其頑固的後遺症亦正在逐漸被消除，“非典”造成的影響也正在縮小。為此，港澳川滇四地政府和旅遊業界均應抓住旅遊業發展的良好機遇，以二十一世紀是人們講究健康和追求生活質量的新世紀為契機，積極採取各項務實措施，大力吸引訪港澳的世界各地旅客到川滇兩地遊覽，同時吸引川滇兩地遊客到港澳旅行。基於這個共同利益的大目標，建議香港、澳門兩個特區政府及旅遊業界與四川、雲南兩省政府及旅遊業界應盡快磋商共同建立區域大旅遊業合作聯合體事宜，並簽訂合作協議快速啟動，以便優勢互補、雙向互動、資源共用、措施對接，實現港澳川滇四地旅遊特色和優勢的有機互聯及四地旅遊業的新發展與共贏。本人亦就此提出下述建議：
　　一、為早日形成港澳川滇大旅遊經濟戰略協作圈，四地應盡快建立起港澳川滇大旅遊合作聯合體，四地旅遊業應做好旅遊資源、線路、促銷、產業發展等銜接工作，培育並確定四地精品旅遊品牌和線路，並將之推向海內外旅遊市場，逐步達成密切合作、共同發展的港澳川滇大旅遊協作圈的整體行為。
　　二、為盡快形成港澳川滇大旅遊業整體優勢，四地旅遊業界應與四地新聞媒介和世界新聞媒體通力合作，加大宣傳力度，認真做好旅遊資源、線路、促銷、產業等互聯網頁，健全上網制度，共同發揮宣傳促銷、橫向組團、資訊交流、需求互應、人才培訓的效應，妥善解決跨地域旅遊精品線路的相互配合與銜接事宜，在旅遊精品開發和市場佔有等方面相互促進、揚長避短。
　　三、港澳川滇四地政府和旅遊業界均應將政府行為與市場化行為有機地結合起來，主動與全國各地和世界各地、特別是歐美地區及東南亞地區的旅遊業界共同建立起旅遊共同體關係，互為輸送旅客。
　　四、旅遊業是綜合協調性很強的行業，港澳川滇四地政府及旅遊業界均應派出主管旅遊的高層負責人參加四地大旅遊合作聯合體的協調與管理，具體負責四地旅遊合作事務，以推動和協調四地旅遊業大合作的進展。
　　五、積極引進外資，廣泛吸納內資，港澳川滇四地均應注重修葺傳統景點、著力培育極具吸引力的迷人旅遊景點、黃金旅遊線路品牌和加快旅遊資源、產品的開發與精品線路的基礎設施及相關配套設施的建設。同時，實施科技興旅遊戰略，加快旅遊資訊網路建設，有效地對國內外遊客旅遊需求特點和趨勢進行預測，尤其重視改進並完善旅遊軟環境的建設。同時，建立起旅遊業突發情況的預警和緊急情況處置機制。
　　六、港澳川滇四地應共同舉辦一年一度的為期四個月的豐富多彩、頗具特色的“港澳川滇聯合旅遊節”，四地共同簡化遊客出入境手續，對海外遊客採用落地簽證方式，強化海關、邊檢、檢疫等出入境口岸機構的效率和服務質量，清除“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的陋習，適當降低航空、酒店等相關行業稅費，提高接待服務能力。四地應對各自旅遊的資源體系、產品體系、接待體系等進行全面規劃和建設，盡快推出四地大旅遊合作聯合體的各項措施，為海內外遊客提供港澳川滇旅遊四地一體化、一條龍、一卡通的優質服務。
三、生態旅遊發展潛力巨大港澳川滇四地須大力拓展
　　生態旅遊作為一種全新的旅遊方式，起源於八十年代。生態旅遊包括生態旅行、生態旅遊目的地、旅遊設施和服務在內的旅遊形態；強調認識自然、享受自然、保護自然，讓人們在欣賞自然的同時，普及生態知識，從而自覺樹立起維護生態平衡的環保意識。
　　四川、雲南擁有十分豐富而獨特的生態旅遊資源。有眾多的國家級森林公園、自然保護區和風景名勝區，有名山大川、江河湖泊、蜀南竹海、豐富的林業旅遊和農業旅遊產品，以及多姿多采的民族風情。目前四川、雲南已有的幾十個森林公園與眾多的山水和人文景觀融為一體，形成了豐富的森林旅遊資源。在分佈四川、雲南省各市縣的森林公園中，有的以石景瀑布見長，有的以竹景聞名，有的頗具峽谷風光、有的是一派南疆景色，有的則以“植物基因庫”著稱，頗具優勢。特別是四川成都市郫縣的農家樂、盆景藝術；雲南斗南的花卉、西雙版納的溝火晚會等都十分成功，在國內外已頗有名氣。再加上四川宜賓的“五糧液”環保酒城、雲南玉溪的“紅塔”集團產業等都十分吸引人。由此可見，四川、雲南的生態旅遊資源和市場十分廣闊。四川、雲南亦有條件也應在全國形成保護環境的風尚方面起表率作用，切實地利用生態旅遊業保護自然、改造自然。
　　生態旅遊潛力巨大，已成為當前國際旅遊業的新品種，遊客們的新時尚，港澳川滇應大力拓展生態旅遊，除了田園村野風光外，四川、雲南尤其有著獨特的生態旅遊環境和無窮的魅力，處處山青水秀，地地民風各異，既有典型的中國傳統文化和大自然的美景，又有濃郁的中國西南邊陲風情，堪稱中外旅遊者理想的遊覽勝地。四川、雲南人有著勇敢的創造力，他們敢於包山、置地、購湖，因此我深信，素有“綠色天堂”美稱的四川、雲南必將成為港澳川滇四地生態旅遊的大中心；亦必會成為世界生態旅遊的大熱點。
　　無論是創建世界第一旅遊大國，還是建成旅遊經濟大都市、大省份都決非輕而易舉之事。旅遊業是綜合協調性很強的行業，是一個國際性的朝陽大產業，在發展旅遊產業進程中，既要保好歷史文物和自然環境，又要協調發展水、陸、空交通和現代資訊、酒店、商業等綜合性服務，這是一個國際性、社會性、經濟性、文化性、專業性極強的綜合大學科。我堅信，只要港澳川滇四地政府及旅遊業界密切合作，緊緊抓住世界旅遊業發展前所未有的機遇和中國旅遊業發展的巨大潛力，充分發揮四地優勢，大力改善基礎設施和服務質量，不僅可以有效地實現四地旅遊業的共贏，還可為四地社會經濟的總體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今年起，“內地與港澳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將會全面實施，有偉大祖國作後盾，港澳地區的社會經濟一定會獲得新的發展；四川、雲南藉著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戰略和得天獨厚的優勢及勇於進取的省委、省政府領導班子與勤勞純樸、奮發向上的兩省人民，其前途無可限量。因此，港澳川滇四地旅遊業均處在最佳的發展時期，只要四地共同攜手聯合發展，區域性大旅遊合作聯合體一定會取得成功，港澳川滇四地也一定會在二十一世紀成為中國乃至世界矚目的文明富強之地！

二00四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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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04月20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對於香港政制發展十分必要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高敬德

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行使釋法權，對《基本法》有關條款進行了明晰的解釋，這對於釋疑止爭，結束香港連續數月的政制爭拗十分必要。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使得香港二00七年以後的政制發展有法可循，政制發展亦可納入健康發展的軌道。目前，我們應主要做的有幾件大事﹕一、廣泛宣傳《基本法》，認真學習《基本法》、正確理解《基本法》、貫徹落實《基本法》，嚴格執行《基本法》；二、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平心靜氣，共同討論，找出一個各方都可接受的政制發展方案；三、釋法掃除了政制上的不明朗因素，故應停止爭拗，集中精力發展經濟，這才符合600多萬港人的整體利益。

　　從圍繞政制發展問題的爭議，表明當前具有憲法地位的《基本法》在香港的貫徹依然存在三個不能忽視的問題﹕一是《基本法》在香港的憲制地位尚不鞏固；二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尚未被廣大港人普遍認識；三是貫徹執行《基本法》的監督機制尚不完善。因此，在未來一段時間，政府、學校、社團、基市民都應從各種途徑大力宣傳和推廣《基本法》，把認識《基本法》、學習《基本法》、正確理解《基本法》、貫徹執行《基本法》作為一種公民教育和責任。

　　英國統治香港時期，未見香港有人質疑、詆毀以及要求修改「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當然，這並不意味廣大港人樂意接受殖民統治，而是他們明白到「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擁有至高無上的憲制地位。因此，才無條件地執行。而香港回歸祖國後，具有憲法地位的《基本法》在香港至高無上的憲制地位並沒有牢固樹立，有心人根本沒有把《基本法》當做至高無上的憲法來看待。所以，違反、背離《基本法》的主張可以明目張膽地大行其道，這些人視落實《基本法》為各取所需，對自己有用的拿來；沒用的捨棄；不合自己意願的便要求修改，視具有至高無上憲制地位的《基本法》於不顧，這決不是一部至高無上的憲法在香港應當受到的待遇。違反《基本法》就是違反憲法，就要受法律制裁，這是起碼的法律常識，但很可惜，目前的香港違反《基本法》的人都還未受到法律制裁，所以，這些違法的人有恃無恐。民主需要有法制條件，充分的民主需要有充分的法制條件配合，在一個連至高無上的憲法都不尊重的社會，能推行直選、普選嗎？答案是﹕根本不可能。

　　《基本法》明確規定，香港特區政制發展的重要原則，就是要確保「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否則，將妨礙「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政制發展必須循序漸進，必須準確理解「一國兩制」的方針和以《基本法》的精神循序漸進發展。愛國，是根據《基本法》，對加入治港者行列的人的要求。對加入治港者行列的人來說，愛國是起碼的條件。鄧小平當年就反復強調「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實際上指出「愛國和愛港是統一的整體」，如果連自己的祖國都不愛，又有什麼資格進入治港者行列呢？

　　關於政制發展要根據香港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原則確定的問題，我認為，所謂「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主要視乎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的整體情況。香港的「民主派」認為去年「七一」遊行所表達的「還政於民」，便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他們以所謂大多數市民要求為借口，企圖逼迫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同意二00七年普選產生行政長官、二00八年普選產生立法會全部議員，同時推行西方式政黨政治，妄想把香港特別行政區變作一個獨立政治實體；另一方面，他們標榜自己是香港人，公然鼓吹香港要做中國民主先鋒，妄圖把香港當作以西方政治制度來和平演變國家主體政治制度的基地。這是拒中抗共勢力的如意算盤，是曲解「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也是對廣大香港民眾和民意的誤導。

　　「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的整體情況」是指在《基本法》規定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香港本身經濟和社會狀況以及香港與國家主體的關係都不斷地變遷。香港的政制必須適應這樣的變遷，由於這樣的變遷可以劃分階段，所以，香港的政制發展應該也必須循序漸進，應當也必須在一段時間內具有穩定性。

　　分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不能不重視香港自亞洲金融風暴以來陷入經濟轉型的困境。目前，香港經濟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呈現復蘇，但是深層次經濟結構性的矛盾依然未獲解決,因此，目前香港社會仍應將主要精力、時間用來鞏固和保持現有經濟復蘇勢頭及大力加速經濟轉型上。如果一味追求政制發展甚至把民生問題政治化而忽視加快經濟繼續復蘇特別是忽視經濟轉型的後果，那麼，香港經濟和社會則難以再承受政治形勢惡化可能造成的衝擊。日前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全港的100萬中產階級人士中，84%的受訪者對今年本港經濟及投資環境表示樂觀，這是一個非常振奮人心的信息，我們應當把握港人對前景信心增強以及香港經濟正在納入復甦軌道的時機，齊心協力，盡快完成經濟轉型，提高自身的競爭力，這才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最有效出路。

　　香港民主發展歷史短暫，港人真正當家作主只有6年多時間，社會的民主意識和水平還不夠成熟。同時，西方勢力一直在竭力干預和左右香港特區的選舉問題。在種種錯綜複雜的情況下，香港不適合在二00七年、二00八年實現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全面普選。如果在不具備普選條件下，強行普選，無疑會對香港的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利益平衡和市民福祉，產生十分不利的後果，相信香港廣大市民最終能按照《基本法》支持政制發展循序漸進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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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03月04日
確保香港穩定繁榮政制發展不應遽變
全體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高敬德

最近，香港就政制發展問題爭拗不斷，「民主派」高唱「還政於民」的口號，急不及待提出07、08年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妄圖以立法會主導政制改革，最終目的是奪權，奪「愛國者治港」的權，是「抗中亂港」的陰謀。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全體政協委員一致認為，在香港目前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下，並不適宜急促推行普選、直選，當前的首務是振興經濟，確保香港的穩定和繁榮，把「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不斷推向前進。

　　中央政府對本港政制發展表示極大關注，重新發表20年前鄧小平先生的重要講話，中央有關部門也明確提出了未來香港政治體制發展必須優先處理的原則，「港人治港」是有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為主體的港人治理香港」。愛國者的標準，必須符合鄧小平先生所提出的「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三個標準。愛國愛港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港人治港」就是愛國的港人治港。「港人治港」和「愛國者治港」完全是一致的，這正體現了鄧小平先生「一國兩制」的構思。

　　「民主派」竟把反基本法、反二十三條立法、支持台獨等統統稱為「真正愛國」，簡直是顛倒是非黑白。「民主派」勾結外國勢力在香港製造事端，李柱明為首此時居然跑到美國出席美國的聽證會，用意是打「民主」迷惑人，實際目的要「民主抗共」，借搞直接選舉，搞亂香港，企圖改變中國政治制度，這種行為是每一位愛國愛港的港人絕對不能容許的。在中央對香港政制的發展高度關注下，在香港市民雪亮的眼睛注視下，「民主派」政客的圖謀是不會得逞的。

　　香港回歸祖國六年多來，事實證明中央政府堅定不移貫徹省落實「一國兩制」，而且給「兩制」下的香港更多的關愛和支持，在去年「抗非典」關鍵時刻，中央政府給予香港最大的支持，接放寬內地居民來港「個人遊」、CEPA的簽署、批准香港銀行辦理人民幣業務------凡此種種，已看到中央為了維持香港的經濟繁榮所作出的承擔和努力。

　　香港回歸祖國六年多來，在實踐「一國兩制」偉大構思的進程中，既取得了成果，也累積了寶貴的經驗。實踐證明，只有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才符合600多萬港人的根本利益，才能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在目前的環境下，我們應當把握香港人對前景信心增強以及香港經濟正在納入復甦軌道的時機，加強與內地的合作，真正發揮CEPA提供的各種商機，促進香港經濟的全面起飛。

　　我們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全體委員強調，香港特區政制發展的重要原則，就是要確保「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否則，將妨礙「一國兩制」在港的成功實踐。政制發展必須循序漸進，不能說改就改，要變就變，必須準確理解「一國兩制」的方針和以基本法的精神按部就班地發展。基本法已定下香港民主發展循序漸進的步伐和最終實現普選的目標。香港民主發展歷史短暫，港人真正當家作主只有6年多時間，社會的民主意識和水平還不夠成熟。同時，西方勢力一致在竭力干預和左右香港特區的選舉問題。在種種錯綜複雜的情況下，如果在07、08年實現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全面普選，對香港的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利益平衡和市民福祉，是十分不利的，故此，現時推行政改並非適當時機。

　　我們還認為，「愛國者治港」或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的原則，必須繼續討論並普及各階層民眾。同時，必須加強香港市民的社會民主教育，提高社會民主水平，以使香港的民主「和平地走向它必然要抵達的命運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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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08日
對建設發展西九龍文化區的淺見

　　香港特區政府現正規劃建設西九龍文化區項目，董建華行政長官和政府官員對此非常重視，民政局何志平局長多次在不同場合向社會各界咨詢意見。發展該項目，無疑對香港經濟社會與文化藝術的發展實為一件大好事。但最近此事卻在社會上、文化界和地產界炒的沸沸揚揚，不能不引起特區政府、文化界、地產界等社會各界乃至中央政府的重視，現本人僅就西九龍文化區的發展談幾點淺見。
一、建設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香港地標性重要工程
　　擬由特區政府出土地，發展商出資金聯合建設經營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佔地約42公頃，位於西九龍填海區，東臨廣東道，北至柯士甸道西及西隧入口，西面和南面則臨維港海旁，東西兩端長度約距1.4公里，海濱長廊長度約2.3公里，飽覽維多利亞海港和港島美麗的景觀，屬於香港市區不可多得的「地王」性質，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將此「地王」改作文化藝術用途，足見政府對文化藝術的極大重視。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本著二十一世紀是講求創意的世紀和積極拓展創意經濟，致力建築新的文化設施，努力培育精致品味，不斷提升生活素質，打造香港文化娛樂藝術國際化大品牌的原則進行構思和設計。通過面向全世界建築師公開比賽，共收到161份參賽設計作品，從中選優後的設計方案，概括來說，其發展區核心建設主要有下列設施，其一﹕建一座劇院綜合大樓，內設3個劇院，分別可容納最少2,000個、800個、400個座位，這些劇院可供舉行各類歌劇、音樂劇、舞蹈和戲劇的表演，以及大型會議和研討會；其二﹕建一個最少10,000座位的室內演藝場館，可供舉行各類大型文娛活動如馬戲、雜技、流行演唱會等；其三﹕建一個面積最少75,000平方米的博物館群，內設最少4個不同主題的博物館；其四﹕建一個面積不少於10,000平方米，可供舉辦不同形式展覽，且能提供靈活展覽設施的藝術展覽中心；其五﹕建一個5,000個座位坐擁維港優美景致的大型海天劇場，可供舉辦多媒體燈光及激光匯演和各類文娛表演。其六﹕建一個佔地30,000平方米的4個露天廣場，可供舉辦露天嘉年華會和演藝巡遊等文娛活動。其七﹕建設商業設施、酒店、住宅、零售、食肆和其他設施約700,000平方米，以及遍設發展區的園景休憩用地，包括平台公園、園景台階和海濱長廊；其八﹕建設覆蓋發展區最少55％面積的天蓬和長度約1.5公里的穿梭列車系統。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地契約50年期，地積比率為1.81，發展商若意欲提高地積比率，須提出理據。該項目概算投資總額約為300億港元。政府邀請遞交建議書限期為2004年3月19日，現又延長3個月至2004年6月19日。項目動工日期預計為2006年4月，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和穿梭列車系統完工啟用日期分別為2010年3月31日、2010年12月31日、2012年12月31日。
　　綜上所述，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匠心獨具的設計、宏大的規模、功能齊全的設施、開闊的天篷和特設的穿梭列車系統，將成為香港一個矚目的前無古人的現代文化地標，其壯觀的建築外表，豐富的文化內涵，必將擴闊香港市民的文化視野，展現新時代的香港精神氣魄，為香港帶來新的精神面貌，亦必將引起全世界的矚目。
二、建設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是把香港發展成為國際文化大都會的需要
　　香港要發展成為董建華行政長官提出的國際文化大都會，首先必須要有國際一流、高科技、現代化的大型文化娛樂藝術設施，要有豐厚的文化內涵。香港是中西文化交融、先進文化合壁的特殊地區，所以，在吸取西方優秀文化的同時，更應弘揚中華文化精粹，建立具有中華文化傳統的香港特色文化體系，還要有拓展中西文化的創意設施，與時俱進，這樣才能提高香港做為文化藝術中心的國際地位。從歷史上和現實來看，香港具有創辦大文化產業的設施和條件，所以，辦好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有利於加強國際文化藝術的交流；有利於香港大文化產業的發展；有利於把香港建設成為亞太區乃至國際文化盛事之都。
　　香港要建設成為國際文化大都會，除了要有高規格的適應國際化需要的大型文化設施和條件外，另一個重要元素是讓本地文化界乃至盡可能地讓全民普遍參與，只有提升香港廣大民眾對文化的重視，達致提升全民的個人文化素養和生活質素，才能名副其實地成為國際文化大都會。因此，建設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在考慮國際化的同時，亦必須考慮提供本地平民化的設施和活動場地，使廣大市民除了來這里參觀博覽和欣賞演出外，還可以親身參與各項文化活動。只有這樣的政府與民間相結合；發展商與文化界相結合；國際文化與中華文化相結合；國際化與本土化相結合；高尚化與平民化相結合；高雅藝術與通俗藝術相結合，才有助於香港大文化產業的發展，才有助於國際文化大都會的生成。因此，建設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是將香港發展成為國際文化大都會的關鍵所在。
三、建設西九龍文娛藝術區需發展商與文化界密切配合博採眾長達致國際一流水準
　　目前，社會上和文化界、地產界對於建設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眾說紛紜，意見不一，主要集中在是由一家大型地產財團或幾家地產財團抑或眾多小型地產商合組財團進行發展，以及文化界和平民如何參與，政府對發展商如何監管及如何化解經營管理風險等一系列問題上。其實，對於這個令世人矚目的大型項目，出現不一看法均屬正常，這恰恰充分體現了香港「一國兩制」的民主社會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社會風氣和自由經濟的市場特點。尤其是特區政府廣泛向社會、向民間社團，特別是向全港文化界頻頻徵求建議和意見的作風，凸顯了政府的開明和開放作風，此實乃是值得贊揚的。
　　基於上述，為了盡可能求大同存小異，科學決策，盡快把該項目落到實處。我認為特區政府和地產界、文化界應注重在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協調和妥善處理。
　　第一、應支持發展商以多種型式參與發展。這既可以一家大型地產財團或一家其它大型財團獨立提出「發展建議書」建設發展；又可以一家為主、多家為輔的本地合組財團向政府提出「發展建議書」建設發展。當然，投資的風險和法律責任須由遞交「發展建議書」並經政府評審中選的一家財團或多家合組財團共同承擔，至於風險是否按投資比例承擔還是均衡承擔亦應由政府釐定。
　　第二、應積極爭取內地超大型國有企業及國際上跨國財團與本地財團共同參與發展。這種好處是可有效化解政府風險，尤其是未來文娛藝術設施經營管理上的風險。因為，內地超大型國有企業是國家隊，國際上跨國財團又具有雄厚實力，為此，他們既具財力，又重信譽，加上與本地有影響力的財團結合，必然使經營管理達至一流水準。
　　第三、應大力鼓勵本地文化界與地產財團融合共同發展。這種好處是文化界可更多地參與文娛藝術設施的經營管理，以達至文化界與地產界的有機融合，彌補地產商的不足，並可促進更多的香港民間文化團體和廣大民眾積極參與文娛藝術，使特區政府期待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創意經濟一舉獲得成功。力求使政府與民間聯營、發展商與文化界合作、地產項目與文娛藝術設施經營均實現雙贏。
　　第四、應特別注重文娛藝術設施的長遠經營管理。對此，一是建議本地文化界多介入文娛藝術設施的經營管理，盡可能把反映香港風土人情的本地文娛藝術發揮的淋漓盡致，以使獨特的中西合璧的香港文化發揚光大，進而激發廣大民眾的文化參與積極性；二是建議由特區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申請，請求中央政府支持將故宮博物院、歷史博物館、軍事博物館的一些展品盡可能地提供給香港長期輪番展覽；三是建議特區政府與內地各省、市、自治區合作，力求他們支持將本地文物或地方特色展品輪流到香港展覽；四是建議本地文化界盡可能聯合內地省份文化機構和國際文化機構，將中國和國際上民間的頗具風土人情的民族性藝術引入到香港來，以豐富香港文娛藝術的民族性、國際性。
　　第五、應加強文娛藝術設施經營的長遠監督管理。一是建議特區政府對發展商要有嚴格的經濟保障措施，如交付保證金等辦法；二是建議特區政府會同文化界成立一個長遠的經營管理監管機構，賦予該機構適當的權力，以有效措施防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經營不當的經濟風險和其它問題的發生。
四、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設施功能應向多樣化的大文化產業市場中心發展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建設是香港面向知識經濟的二十一世紀發展創意經濟的具體體現，是香港邁向國際文化大都會的關鍵措施。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必須引進新的文化規劃及管理理念，必須產生和發揮文娛藝術的匯聚效應和融合效應，其必須走文化藝術、潮流消費和大眾娛樂的結合之路，亦必須發展成為各種文娛藝術品味交流、各種人流融合的現代公共文化中心大平台。
　　基於上述，本人認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設施功能應向多樣化的大文化產業市場中心發展。為此，本人建議：
　　一是在75,000平方米的博物館內設立中華文化發展史專館，把7,000年中華民族和文化的發展以科技手段、實物展覽、圖文講解方式展示給世人。
　　二是在博物館內設立古玩字畫、文房四寶、圖書超市、音響製品等展銷館(文化人著書立說便是文化產品，應該透過書市實現其商品化，雲南省2001年舉辦中國12屆書市交易額高達90餘億元人民幣)，另可與中國內地、台灣合作及國際上有關機構合作，盡可能地把中國和世界的珍奇古董、文物等吸引到香港長期展銷。
　　三是在可容納10,000多人的劇院內引入如美國拉斯維加斯百樂宮大酒店巨型馬戲類水上芭蕾表演(“O”騷)之類的長久劇目每晚表演一場，這除可與迪士尼相配套外，定可吸引本地和內地及全球遊客。
　　四是在30,000平方米的露天廣場舉辦每天兩場或逢星期六、星期日定時的中華民俗風情、世界民族風情表演，一方面讓本地文化界業餘文化藝術團體或有關青少年組織、中小學校有更多的表演機會，有效地展示香港文化藝術，另一方面也可吸引世界遊客，制造一個文化旅遊新熱點。這樣，便可以文化產業促進旅遊產業壯大；以旅遊產業帶動文化產業的生成。相信，此舉必將大大促進香港經濟、文化、社會的繁榮發展。
　　五是在博物館或其它設施內拿出不少于5,000人的場館做「香港青少年文化宮」或「香港青少年文化中心」。一個人的文化修養和文娛藝術水平，必須從小培養，而青少年更是社會的未來棟樑，我們必須從這一方面著眼才行。為此，建議在「香港青少年宮」中舉辦歌舞、戲曲、琴棋、書畫、寫作、攝影、雜技、武術、泥塑、雕刻等藝術廊及表演活動，吸引青少年課餘參加，使青少年從參與活動中培養文化的興趣，尤其是對中華文化的瞭解和認識，藉以陶冶性情，提高個人修養情操，這有助於引導青少年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及價值觀，實現德智體美的健康發展。「青少年文化宮」還應專門闢一處兒童文化天地，讓幼兒們從小就能感染國際文化和中華文化的氣息。相信，有了這樣一個匯集各種文化活動的大型文化區，全港的青少年、學生、家長、老師都會踴躍參加，全民的文化意識便會大大提高，文化氣息亦會日益濃烈，影響力也一定不同凡響。
　　此外，鑒於文化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文化產業是一個國際性的大產業，世界上重量級的跨國集團幾乎均與文化產業相關聯，而我們香港乃至整個中國的文化產業卻處於弱勢，為此，建議特區政府聯合民間機構甚至中央政府和「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在香港舉辦世界級的「國際文化合作組織會議暨國際文化產業博覽會」，會內設「國際文化論壇」，由各國元首、首腦及文化、教育、科技部長出席會議並演講，一年一屆定點在香港舉行，以求把香港培育成國際文化大都會，並藉此拉動香港大文化產業的快速生成與發展，進而促進經濟與社會、文娛與藝術的發展。

2003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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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07月22日
香港要實現普選　須先普及基本法

　　香港少數政客開口民主、閉口民主，開口普選、閉口普選，仿佛他們就是民主的化身，就是普選的希望。其實，關於民主和普選，《基本法》裏面早已明文規定，香港的行政長官和全部立法會議員，將「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可見，民主和普選，是香港必由之路，根本用不着任何人越俎代庖，替港人「爭取」。相反，這些政客愈是叫囂，愈是搗亂，社會就愈是不得安寧，民主和普選就離我們愈遙遠。
　　按照這些政客的思維和邏輯，全面普選似乎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可以一蹴而就，呼之即來。而部分市民被他們所蒙蔽，也認為愈快普選愈好，似乎有了普選，就天下太平，萬事大吉。但實際上，「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沒有適當的土壤，種不出好植物；同樣，香港的法律和政治條件還沒成熟，匆匆實行全面普選，也絕對不會有好結果。
　　　　　　二百萬人對基本法一無所知
　　香港目前已具備全面普選的條件了嗎？這其實不用爭論，事實勝於雄辯，還是讓事實來說話吧。較早前，特區政府統計處委託顧問公司進行一項有關港人對《基本法》認識程度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十五歲及以上組別當中，有百分之十二的人聲稱從未聽過《基本法》，百分之四十八點四表示有些少認識，百分之三十七表示只聽過《基本法》但完全不認識其內容。即使在公務員和教師當中，也分別有超過兩成和一成四的人表示完全不認識《基本法》的內容。按照這個數字估計，全港竟然有大約二百萬人對於《基本法》一無所知！
　　香港已經回歸八年多，《基本法》也實施了八年多，但至今還有那麼多市民對《基本法》完全陌生，確實令人感到匪夷所思。這個調查結果起碼說明了三個問題：一，特區政府推廣和普及《基本法》的工作做得不夠；二，《基本法》至高無上的憲制地位和絕對權威尚未在香港社會得到足夠的重視和尊重；三，香港實行全面普選的法律和政治條件還沒成熟。
　　《基本法》是香港特區的根本大法，是特區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依據和基礎，其法律地位高於特區的其他所有法律，所以有人將《基本法》形容為香港的「守護神」。但可惜的是，這樣一位與香港七百萬市民息息相關的「守護神」，竟然備受冷落，竟然有那麼多人對它一無所知，這絕對不是一種正常的現象，不能不引起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香港全社會及廣大港人深思。
　　必須指出的是，香港實行的是「一國兩制」，而《基本法》正是「一國兩制」的產物，其立法精神、立法目的和立法原意，既體現國情，也體現「港情」。只有《基本法》得到全面貫徹落實，《基本法》的至高無上的憲制地位和神聖尊嚴得到完全的自覺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社會和諧、未來發展才有堅實的基礎和保證。否則，一切的一切，都有如建於沙丘之上的建築物一樣，隨時崩塌於無形。
　　目前，《基本法》還沒被廣大香港市民所充分認識，意味着許多人對自己的政治和公民權利還不了解，對《基本法》的憲制地位還不清楚，在這種情況下，假如匆匆實行全面普選，不但不能帶來真正的民主，反而會出現永無休止的政治爭拗，結果必然會造成社會嚴重分化，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最終受害的還是廣大市民。事實上，普選並非萬應靈丹，例如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國家，在美國人的槍炮指揮下，已先後舉行一人一票的所謂普選，但當地社會依然動盪不安，民不聊生，這種「民主」難道值得我們追求嗎？
　　　　　　循序漸進符合香港根本利益
　　古人說：「行坦途者肆而忽，故疾走則蹶；行險途者畏而慎，故徐步則不跌。」對於香港來說，全面普選似乎是一條坦途，但如果我們「肆而忽」，必然會出現「疾走則蹶」的下場；相反，如果我們採取「畏而慎」的態度，就能「徐步則不跌」。可見，按照《基本法》的規定，「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才符合香港的根本利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本人認為，香港要達到全面普選的目標，首先必須積極推廣和普及《基本法》，只有《基本法》真正深入广大港人民心，為廣大市民所充分認識和掌握，只有《基本法》的至高無上憲制地位和神聖尊嚴得到香港全社會的自覺維護，香港才具備全面普選的條件。可見，推廣和普及《基本法》，任重而道遠，特區政府和全社會對此責無旁貸。

二00三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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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07月01日
搞好經濟才是香港的唯一出路

　　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及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雙雙辭職，無疑令特區政府面臨嚴峻的考驗，亦令近期太過情緒化的社會更顯得不安與動盪。看來，政治風波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已嚴重干擾社會及經濟秩序，廣大市民的正常生活與工作亦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香港究竟要往哪裡走？現在已是港人認真思考的時候了。
　　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引起的爭論，近來一直沒有平息過。某些披「民主」外衣的人，利用香港目前的經濟困境，挑起市民的不滿情緒，故意製造事端，引起政治爭拗。儘管特區政府回應部分市民的訴求，已將有關立法押後，但這些別有用心的人仍不肯罷休，他們咄咄逼人，大有將香港搞亂之勢。事實上，香港萬一真的被搞亂了，誰都不會有好日子過，尤其是廣大市民，更將身受其害！對此，港人應有清醒的認識。
　　無疑，香港近年經歷亞洲金融風暴等多重打擊，經濟低迷、樓市不振、失業率高企、負資產人士增多，不少市民的確有許多怨氣，他們將這些怨氣向特區政府宣洩，對特區政府提出某些合理的訴求，是完全可以理解及接受的。問題是，有人利用市民的這種不滿情緒，故意挑起一場又一場政治爭拗，令社會陷入嚴重的分化，從而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這對於那些被他們利用的市民來說，實在是一種不幸與悲哀！
　　事實上，香港過去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主要是依靠港人的勤奮與努力，專心一致搞好經濟使然。但近年香港似乎正在偏離這個成功的軌道，愈來愈政治化了。作為一個長期以來相當成功的經濟體來說，香港太過政治化，其實絕非港人之福。當然，那些所謂「民主派」，他們總是冠冕堂皇，高舉「民主」的幌子，大叫動人的口號，彷彿這個世界上，只有他們才是「救世主」。說穿了，他們不過是借「民主」的外衣爭取選票罷了！逢中必反，逢政府必反，捫心自問，他們這幾年的所作所為，到底為香港社會與經濟作出過多少貢獻？
　　民主不能一蹴而就，應循序漸進，確保香港穩定繁榮，才符合全體香港人的利益。對於真正熱愛香港的廣大市民來說，並不想再聽那些空洞的口號，他們最期待的，就是停止那些永無休止的政治爭拗。因此，當務之急是拋開歧見，齊心協力，振奮精神，搞好經濟，這才是香港重新走向繁榮的唯一出路！

二00三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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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01月25日
弘揚中華文化促進祖國統一大業

　　今年是江澤民主席《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重要講話發表八周年，特別是在江主席「十六大」報告中談及堅持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的精神下，文匯報舉行這個座談會，更具有重大意義。
　　中華兒女共同創造的五千年燦爛文化，一直是中華民族強大凝聚力的源泉，是維繫中華民族的根，是維繫海內外中國人的精神紐帶，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的寶貴財富，也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一個重要基礎。
　　文化交流對於促進兩岸良性互動，增進雙方相互了解，具有相當正面的作用。況且，海峽兩岸同祖同宗、同文同種，在共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下，文化交流更容易獲得民眾的共鳴。從數據上我們足可證明﹕去年兩岸民間交流持續升溫，兩岸人員往來繼續增加，文化交流衝破了台灣當局的阻礙已成為一個亮點。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02年11月，台灣同胞經港澳赴祖國大陸達277.5萬人次，比前年增長4.5%；祖國大陸赴台交流共有3856個項目、33834人次，比前年同期分別增長了46% 和55%。這有力地說明了推動兩岸文化交流符合台灣廣大民眾最根本的利益，兩岸的文化融合已勢不可擋。
　　台灣的分裂勢力為達到其分裂祖國的罪惡目的，在政治上明目張膽地制造「兩個中國」、「一邊一國」論等分裂活動，在文化上企圖割斷台灣與祖國大陸的歷史和文化聯繫，攪亂台灣社會思想。「台獨」分子企圖以「文化台獨」來分裂民心，進而達到「實質台獨」的陰謀目的。但是，絕大多數台灣同胞的心是向着祖國的，中華文化將祖國和台灣同胞的心時時刻刻連在一起，「台獨」分子要在台灣割斷中華文化的根是絕對辦不到的，根深蒂固的中華文化是任何力量、任何人也無法割斷的。
　　從中華文化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重要基礎這一戰略意義出發，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加強和擴大海峽兩岸的文化交流和合作。
　　其一，加強兩岸文化界的頻密互訪、交流、協作，共敘民族感情。近年，台灣掀起了一股「大陸熱」，台灣民眾對特級國寶法門寺佛指舍利在台的巡展供奉反應熱烈，大陸製作的「康熙帝國」、「雍正王朝」等電視劇、「兵馬俑」展覽、民族藝術表演等等牽動了台灣同胞的中華民族情懷，根深蒂固的中華文化已在兩岸民眾間架起了心靈溝通的橋樑。許多已走進祖國大陸的台灣同胞，也都感應到祖國對他們的關懷、愛護之情誼，增強了對祖國的認同感和自豪感。因此，我們奉勸台灣當局不要罔顧民意，應盡快消除在民間
正常交往上所設的人為障礙。據本人和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所接觸到的台灣文化界人士，其中不少人都以「我是中國詩人」、「我是中國作家」為榮。一些還未踏足祖國的知識分子，內心是滿懷極大的渴望和期盼的。
　　其二，江主席在「十六大」報告中提出「一國兩制」是兩岸統一最佳方式。香港和澳門回歸祖國，豐富了「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一國兩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所以，我們應善用香港、澳門的地理條件和發揮其作為兩岸文化交流的橋樑與紐帶作用，通過香港、澳門與台灣文化團體間的往來和交流，向台灣同胞宣傳、介紹港澳落實「一國兩制」的成功經驗，讓台胞進一步了解港澳回歸後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民主、自由的真實情況，相信這必將為台灣地區實現「一國兩制」產生積極的作用。
　　其三，舉行大型的文化活動。在祖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輪流舉辦兩岸及兩岸與香港地區、兩岸與港澳地區的專題研討會或展覽，從歷史、地理、藝術、教育、民族風情等各個方面來弘揚中華文化，維護中華文化一體化，以壓抑、抵制「文化台獨」。港澳不少民間團體已積極地開展了有關活動，以後可以擇機組織專題化、規模化和影響力大、意義深遠的大型文化活動。
　　淵遠流長的中華文化，通過全體中華兒女的發揚光大，必能在新世紀放射出更燦爛的光芒，在祖國統一大業上發揮重要更的作用。我們更加相信，在江主席對台八項主張的指引下，以及江主席在「十六大」報告中對「一國兩制」台灣模式作出的新的闡述下，必將促進祖國早日完成和平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香港中華文化總會作為香港一個民間文化團體，我們將繼續為推動兩岸文化交流，弘揚中華文化作出應有的貢獻。

二00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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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14日
提升文化須先強化人文素質

　　文化委員會本月上旬發表了第二份公眾諮詢文件，這份諮詢文件為香港勾畫了一幅廣闊的文化藍圖，把香港文化定位成為中國最能與國際接軌的現代化大都市。諮詢文件就文化藝術教育、文化設施、資源調配及架構等方面作出檢討並提出具體的建議。香港中華文化總會認為，諮詢文件的大方向是令人鼓舞的，能與時並進，提出一些切合當前社會環境的文化政策和改進的措施，總體而言，這份諮詢文件較為務實。不過，一些細節問題還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弘揚中華文化亟待扶持
　　文化委員會第一份公眾諮詢文件明言﹕「香港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是支持香港文化發展的龐大寶庫。我們的長遠目標，是要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開拓國際視野，吸收外國的優秀文化，令香港發展成一個開放多元的國際文化都會。」本會認同這一點，若從第二份諮詢文件來看，似乎沒有完整性的政策以鼓勵、支持和推廣、弘揚中華文化。既然中華文化是香港文化的根源，我們需要有一片滋養中華文化的土壤，再吸收外來的陽光，只有這樣，中華文化才能不斷壯大，而兼收並蓄了西方優秀文化的中華文化，不斷創新，才能生機勃勃，歷久不衰。中華文化包羅萬有，民族歌舞、樂器、戲曲、變臉、武術、國畫、書法等皆是中華文化精粹，還有陶瓷、泥塑、雕刻等手工藝品，都能陶冶性情，豐富精神生活，有利於提高整體社會的文化藝術氛圍，而且一個匯聚中華文化的推廣場所（包括表演、展覽、現場體驗、學習），更是吸引外國遊客的賣點。此外，對一些有志於弘揚中華文化的人士和民間團體，本會建議政府應制訂相應的政策予以鼓勵、支持、扶助。
國家觀念必須從小培養
　　本會贊同諮詢文件所言﹕「隨着中國近年社會和經濟的蓬勃發展，加上香港回歸祖國的時間日長，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對民族文化身份以及對國家的認同，一定會愈來愈強。香港人認同中國和中國文化乃一歷史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香港特區政府應透過公民教育對此加以推動」。香港的老一輩對中國有濃厚的感情，但有相當多年輕人缺乏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我是中國人」的意識淡薄。基於公民意識和責任，是最基本的文明質素，這就需要政府、社會、學校加以大力宣傳和教育，並創造環境讓他們學習、親身體驗。其實，最重要是從小培養少年兒童的民族感、愛國情，而學校教育就擔當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本會建議中小學校開設「中華文化」的通識教育，讓學生對中華文化有所認識、瞭解，才有興趣去學習，才能激發民族情懷、愛國情感。同時，要達致這個效果，教育制度必須進一步改善，只有放棄「填鴨式」的教育方式，我們的孩子才有空間和時間走出課室，參與課外活動，通過多走、多看、多問、多參與、多思考，幫助他們建立正面的人生觀，樹立正確的人生目標，以達致德、智、體、群、美的全面發展。
端正社會風氣傳媒有責
　　本會同意諮詢文件有關「一個地方的社會風氣，會影響人們的文化素質。反過來，一個地方大多數人的文化素質，又能塑造這個地方的社會風氣。『文化素質』與『社會風氣』可以說是互為表里，互為因果。」以及「教育是文化的承傳和開啟」的觀點。本會認為，香港目前還未形成濃烈的文化氣息，最根本的問題在於人文素質仍有待提高，在這方面，傳媒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文化素養，需自小培養，而語文教育是階梯。環顧時下的教科書和補充教材，很多文字、句子都過不了關，又怎能培養出高素質的學生？！而諮詢文件只着重於文化藝術的教育，沒有在基礎教育着墨。本會認為，語文基礎教育是一個國家、一個城市、一個社會文化的根基，只有在打好基礎的前提下，去發掘、培養他們的藝術天分和潛能，才能真正提升整體社會的文化氣息。內地的文化氣氛濃烈、讀書風尚良好，就是基礎教育的成功之處。特別一提的是，文化、教育、傳媒是緊密相關的，香港部分傳媒卻以「新聞自由」作為幌子，不自律，大肆渲染怪力亂神，刻意誇大暴力、血腥、低俗淫褻等新聞，影響所及，部分大學生亦沉醉於低俗淫褻，欠缺高尚的情操和遠大的理想。諮詢文件在第三章中說﹕「傳媒對社會影響巨大，與社會道德和風氣息息相關，但若要傳媒負上德育的責任，並不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本會認同在目前這個環境下，要制訂相關的條例約束傳媒，是有實際困難的，但本會認為，傳媒的道德責任是重大的，所以，有關機構應該進一步發揮對傳媒的監察功能，使傳媒能夠更加自律，注重新聞道德，從而端正香港整體社會的風氣，以期逐漸提升整體社會的文化素質。設「文化基金會」合時宜
　　諮詢文件在第五章中檢討和重整了民政事務局系統內的文化藝術資源調配和相關行政架構，提出一些觀點和建議。其中建議成立「文化基金會」，替代現時的「藝術發展局」，負責目前康文署及藝發局對藝團的所有撥款，並處理所有文化藝術活動計劃的資助申請。這部分相信應受到業界的歡迎和支持。因為目前一些盡心盡力推廣文學、藝術的小型團體，卻難以得到資助。而且有些活動計劃的資助申請須在一年前提出，以致很多結合時局、聯繫社會的文化活動都無法及時提出申請。本會期望將來的「文化基金會」在審批程序上有一定的彈性和更具效率，並能真正做到「確保各類形文化藝術（包括『小眾藝術』）的均衡發展」。另外，在鼓勵工商界支持參與文化活動上，儘管香港實行簡單和低稅政策，如能採用稅務優惠，對於吸引工商界捐贈、支持文化活動，還是有一定誘力的。
文化產業應全方位拓展
　　諮詢文件也提出大力拓展文化產業問題。目前，香港文化產業的根底極為薄弱，故應全方位大力發展。本會認為，越是全球化的時代，文化交流對一個國家、一個城市文化產業的發展越有重要意義和獨特作用，因此，香港應充分發揮文化交流對文化產業的推動作用，開展多種多樣的文化交流活動，每年舉辦各種文化主題年等大型國際文化交流活動，以及邀請國內和海外藝術團體來港交流演出，促使文化產業形成旺盛和持久的活力。同時，除了引進來之外，還要走出去，每年組織不同的文化專題作巡迴展覽，一些具有中國特色尤其是展示中國文明發展的文物、藝術品展銷，相信會深受海外市場青睞。再者，香港要成為中國最能與國際接軌的現代化大都市，應與內地進行更頻密的文化交流，擔當中西文化溝通、交流及合作的橋樑角色。諮詢文件中言及文化產業方面，重點放在拓展「創意工業」，諮詢文件還提出香港要發揮中西文化交匯的優勢，大力推動文化交流，但沒有將文化交流作為拓展文化產業的一個主流方向。此外，文化旅遊、會展產業等都是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西九龍文化區將是二十一世紀香港都會文化的焦點，本會認為，政府無論在長遠規劃、資源配置、「軟件」設施等方面都應作縝密、周全的考慮，以把香港建設成為國際文化大都會。
　　以上為本會對諮詢文件的管見，謹作參考。如有不妥之處，懇請更正。

二OO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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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09月15日
願全球華人共嬋娟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國酒茅台之友協會名譽會長高敬德

　　神州大地，詫紫嫣紅。賀中秋，慶國慶，佳節連連，喜事重重。舉一杯茅台，邀月宮嫦娥，共賀祖國昌盛繁榮。

　　明月幾時有？毋須問青天。共和國走過光輝五十三周年，愈發亮麗耀眼，勝似一輪皎潔明月，艷照人間。東方巨龍乘入世東風，正奮發昂揚，騰空飛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到處生機盎然，熱火朝天。看，萬方商賈雲集華夏，只因這里商機無限；聽，北京奧運吹響了進軍號角，中華兒女正枕戈待旦。「風景這邊獨好」，五千年文明古國，從來沒有如此美麗富饒；普天下炎黃子孫，從來不曾如此驕傲自豪！—偉大的祖國，我敬愛的母親！

　　每逢佳節倍思親。月圓，更盼人團圓。港澳回歸，同胞歡聚，一國兩制展新篇。台海兩岸，血脈相連，濃濃親情割不斷。甚麼「兩國論」，甚麼「一邊一國」，統統見鬼去吧。喝一聲台獨小丑，快快醒悟，祖國神聖領土絕對不容分裂，中華民族大團圓必定會實現！

　　金秋良辰，清風送爽，再舉一杯茅台，願全球華人共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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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06月27日
倡建大型香港青少年文化宮

　　香港文化委員會正就如何推動香港文化發展，把香港建設成為國際文化都會這一重大課題進行諮詢，香港中華文化總會作為一家致力於弘揚中華文化的大型民間文化團體，對此極表贊成，當會全力合作，竭盡綿力，為建設香港文化作出貢獻。
　　中華文化在香港有深厚的根基。一百多年來，由於西方文化的介入，中西文化在這個特殊的環境里相互交織，相互伴生，並已形成一個承古啟今、中西融會、自由開放、都市型的具有香港特色的多元混合文化體系。不過，由於歷史遺留問題，香港確實欠缺一套宏觀和長遠的文化政策。這次，文化委員會發布諮詢文件，為制訂香港未來文化發展策略鋪路，令人歡欣。諮詢文件中提出，要建立政府、工商界、文化界之間的夥伴關係，長遠而言，以民間團體為文化發展的主導力量。我們認為，民間團體是推動文化的主流，但政府必須提供適當的資助、支持和協助，予以鼓勵，透過舉辦表演、論壇、博覽會等渠道，加強與中國內地以及海外文化團體的文化交流，促進全方位、互聯互動的合作。同時，有關活動應在學校、媒界大力宣傳，務使廣大港人都能知道活動的性質、時間、地點。
　　值得一提的是，推動香港文化，應注意豐富整體社會文化的內涵。這就是說，舉辦文藝活動，不單要著重專業性，更要注重廣泛性、普遍性、大眾性。只有這樣，才能提高全民對文化藝術的欣賞及參與動力；只有這樣，才能締造出一種以中華文化，即傳統現代並重、中西交融、多元互聯互動的新文化；只有這樣，香港文化在當代中華文化和海外華人文化乃至國際文化中的地位，才能得到進一步的提升，人們對香港文化的總體認識才能得到進一步的提高。
　　文化發展與建設，是一件任重道遠的事，要以人為本，提高個人素養，重在文化內涵。基於此，諮詢文件提出的文化及藝術教育是課程改革的一個重要領域，從教育著手，這一方向是正確的。因為香港學生對中國文化意識薄，但在香港回歸之後，這方面的工作要大大加強，使廣大港人特別是青少年了解祖國的歷史、民族的傳統、民族的文化、從而把自己的命運、香港的命運同祖國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因此，政府有關部門應與學校加強聯繫及溝通，組織更多的學校團體參加歷史、文藝觀賞活動，合作舉辦更多的文藝表演活動，營造文化藝術氛圍，從而提高及培養學生對祖國的認知、對文化藝術的認識及興趣。我們建議，香港可效仿中國內地“青少年文化宮”的成功經驗，通過舉辦歌、舞、詩、畫、影、棋、雜技、武術等等的興趣班及表演活動，吸引青少年課餘參加，藉以培養全能的小藝術家。眾所周知，內地青少年文化宮誠如藝術家少林寺，當今不少卓有成就的藝術家、表演家都出身於此。目前，香港恰恰缺少這樣的多元化、全功能的業餘文藝活動場地。倘若政府能提供類似設施，集中資源，規模發展，作為發掘、培養青少年文化藝術興趣的搖籃。這樣，才能實現教育改革所提出的“社會支援教育,學生跑出課室”的目標。同時，此一活動模式，也有助於引導青少年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及價值觀，實現德智體美的健康發展，並清除時下刊物充斥聲、色、犬、馬、怪、力、亂、神所造成的不良影響。
　　上述僅為我們對香港文化發展的一點意見。我們堅信，在政府、商界、文化界的傾力合作下，二十一世紀的香港文化將展示多姿多采的燦爛前景。

二00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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